武夷山市

武夷山市老区扶贫办：汪东峰

目      录

第一部分：各个革命时期目的根据地

第一章：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在崇安的传播

第二节：崇安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范围

第三节：上梅暴动的影响区域

第四节：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形成

第二章：根据地的挫折和失陷

第一节：李立三左倾路线在崇安苏区的推行

第二节：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纠正和崇安苏区的收复

第三节：方志敏两次入崇作战和崇安苏区的恢复

第四节：崇安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连接，以及划归中央苏区

第三章：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根据地

第一节：崇安苏区的陷落

第二节：崇安县委和西南战区委的管辖范围

第三节：黄龙岩会议后的活动范围

第四节：成立闽赣省委会的活动范围

第四章：抗日战争时期崇安基本地区

第五章：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

第二部分：老区基本知识

第一章：老区的定义与划分

第一节：老区的定义

第二节：老区的划分标准

第三节：老区乡的划分标准

第四节：老区基点村的划分条件

第二章：革命“五老”的基本知识

第三章：“中央苏区县”的确认

第一节：苏区的涵义

第二节：中央苏区

第三节：确认“中央苏区县”的标准

第四节：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的考据

第四章：老区的基本要素

第一节：老区基点村

第二节：革命“五老”

第三节：革命烈士

第四节：老区纪念标志物

第一章  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崇安的传播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给在苦闷中探索、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启迪了广大人民的觉悟，为革命准备了力量。

当“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崇安城时，崇安人民有了新的觉醒，先进青年们怀着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纷纷外出求学，寻找真理，并通过他们的媒价作用，将马克思主义陆续传播到崇安武夷大地。

崇安新青年学生江禹烈、衷志纯、潘祖武、吴文林等在新文化发源地的北京就读，是他们最早把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崇安，江禹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4年暑假，江禹烈等带着《新青年》、《向导》、《先驱》等进步书刊回到崇安，在家中办起暑假学校，向工农群众大力宣传思想、新文化。在他的带动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很快在崇安城乡展开，产生积极的效果。

1925年5月，江禹烈组织400余名学生和进步教师罢课，并上街游行示威，发表演说，封缴日货，集中烧毁，得到崇安各阶层各团体的支持，罢工罢市达十天之久，这是崇安第一次出现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3月18日，作为北京工业大学支部书记的江禹烈，参加反对段祺瑞的游行示威，段祺瑞下令卫兵开枪，江禹烈中弹当场牺牲，成为第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崇安人。江禹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崇安，影响着家乡一代爱国的有志之士。

在南京求学的进步学生崇安籍有徐履峻、徐淮、张子良等，1922年—1925年间，徐履峻每逢放假回家，都带回《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传播马列主义。同时徐履峻还在家中和新阳村办了二所农民夜校，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与新文化，为马克思在崇安农村普及，培养了许多积极分子，起着骨干作用。

在省城福州求学的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安宇、董涵球、董世闻、左诗赞等，从1923年，每年寒暑假期间，都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学报带回崇安，在城关、吴屯、岚谷等地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崇安城关广为传播。

崇安传播马克思主义，先从青年知识分子阶段开始，并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传阶级斗争的观点，宣传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使崇安工农群众终于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和革命理论武器，并为之而积极奋斗，同时也锻炼出一批思想活跃，斗争勇敢、有宣传能力、组织才能的革命骨干，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崇安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第二节  崇安党组织的诞生和活动范围

1927年7月，受党中央派遣，陈昭礼、徐履峻和潘超人3人由武汉来闽北开展建党工作。徐履峻联络早些潜回崇安的董涵球、安宇、衷志纯、董世闻等几个共产党员，在武夷乡大埠头村徐履峻的家召开党员会议，陈昭礼作国共合作分裂后的形势报告。接着，在陈昭礼指导下，成立了中共崇安特支部，徐履峻任特支书记。之后，又在城关董涵球家中召开会议，选举董涵球为组织、安宇为宣传委员，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改在城关大岭头小学，隶属党中央。

截止到1927年11月，中共崇安县委在上梅、大际、兴田、程洲、溪洲、白水、高洋、城关、县农民协会等建立了9个党支部，有党员70余人。在县工商等小学和县立职业学校建一个团支部和1个团小组，团员20余人。

崇安县党团组织的迅速发展，1927年底，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成立中共崇安县委，并指定特支书记徐履峻为县委书记。

根据省临委指示，崇安党组织于1928年1月，在上梅召开全党团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一致拥护徐履峻担任崇安县委书记，选举董涵球为组织委员，安宇为宣传委员。至此，中共崇安县委正式成立，县委机关设在上梅，直属福建省临委领导。崇安县委的建立，标志着崇安党组织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节  上梅暴动的影响区域

1928年9月28日（农历8月15日），震撼闽北的第一次上梅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上梅暴动，威震四方，波及各地，暴动区域很快扩展到崇安、浦城边界的58个村庄。崇安有上梅一带（俗称东乡）的上梅、厅下、岭头、溪洲、下梅、白水、里江、金竹、翁墩等119个村庄；岚谷一带（俗称大北）的岚谷、岚头、横源、客溪、稍屯等76个村庄；吴屯一带（俗称小北）的麻坜、后源、岭根、后乾、倪坜等115个村；兴田一带（俗称大南）的南树、枫坡等33个村庄；黄柏一带（俗称小南）的官埠头、大南乾、超天、洋墩等4个城庄；西部和西北部地带的溪源、程墩、吴三地、坑口、宿军塘、星村等74个村庄。浦城边界有岱后一带（俗称新兴七）的岱后、池永、华家、枫溪等43个村庄，上述暴动区，几乎囊括崇安县版图的县城以东全部地域，延伸到浦城的西部边陲地带，并与崇安县的县城以西的大部分乡村。

1929年1月29日，陈耿领导的第二次上梅暴动取得成功，民众队迅速控制以上梅为中心的近30个村庄。之后的短短几天内，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崇安的大部、浦城的西部、建阳的北部、铅山的南部，纵横100多里，近万名工农群众在徐福元、左诗赞、邹福、李纪贵、吴永明、詹贵佬等人的领导下，攻村占镇，镇压土豪恶霸，推翻地保，联首反动统治，革命风暴遍及洋庄、大安、坑口、溪源、吴三地、杉坜、苦竹坑、桐木、皮坑、曹墩、星村、枫林、黎源、澄浒、黄土、南树、官埠头、岚谷、际下、黄龙岩、岱后等100多个村庄。还相应成立以民众会为代表的政权机构，颁布训令，号召群众开展平田废债运动，崇安浦城的农民武装暴动的红旗，再次在武夷山区高高飘扬。

截止1929年4月，崇安民众队已发展到16支队伍，有2000多人，500多支枪，巩固和发展了以上梅、黄龙岩、吴三地为中心的三块游击根据地。这三块游击根据地的分别为：上梅游击根据地，包括崇安东部的上梅、下阳、荷墩、岩后和南部的溪洲、北坑一带；黄龙岩游击根据地，包括崇安北部的山坳、齐白、岭阳和崇浦边界的岱后一带；吴三地游击根据地，包括崇安西南部的黄坑、溪源、坑口和江西铅山、上饶的篁村、石垄、乌石、车盘一带的广大地区。

1929年6月14日，崇安县委领导的以东坑为中心铅山农民暴动，开展了铅山南部地区的武装割据局面，推动了铅山县21个区乡的革命斗争，并为日后闽北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闽赣边区人民合作创建革命根据地树立了典范。

1929年6月，崇安县委领导的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暴动，在建、松、政、浦边区地带的48个村庄，实行武装割据，这是建松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一次波及面最宽的农民暴动，它所形成的武装割据局面，对建松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10月，闽北第一支工农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五十五团在崇安县岚谷区黄龙岩成立，它的成立为在更广大的地区实现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坚强的武装后盾。

中共崇安县委领导的两次上梅暴动和东坑、路下桥农民暴动，使全县农村的大部地区和崇浦边界江西铅山南部东坑、石  的数十公里的山区和建松政毗邻地界，先后形成武装割据局面，为建立崇安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四节  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的形成

1930年4月12日，崇安县临时革命政权——崇安县革命委员会在上梅区下屯村成立，主席丁辉如，副主席张银英，下辖上梅、下梅2个区苏维埃政府。崇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统一了对全县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标志着建立崇安县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已经具备。

1930年5月1日，在中共崇安县委的领导下，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梅召开，成立崇安县苏维埃政府，选举左美华（后叛变）为主席，张银英等7人为副主席，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五十五团直接投入开展建立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6月成立岚谷、星村、大安、坑口、大浑、岭根等6个区苏维埃政府，7月成立白水、上铅、建浦等3个区苏维埃政府，8月成立柘洋、黄墩、岱后、黎口、广浦、崇浦等7个区苏维埃政府。至此崇安县大部分，包括建阳北部、浦城西部和江西上饶、铅山、广丰南部的广大红色区域建立了18个区苏维埃政府，234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拥有20万人口以崇安为中心闽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先后在农村发动农民全面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以此影响整个闽北，建立一个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与赣东北苏区互为犄角之势的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

第二章  根据地的挫折和失陷

第一节  李立三左倾路线在崇安苏区的推行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1930年7月25日，代表执行李立三路线的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邱泮林作为省委特派员来到崇安，27日，陈耿主持崇安县委扩大会议，邱泮林传达党中央关于将闽北、赣东北两块革命根据合并，以及调闽北红军到赣东北组编红十军攻打大城市决定，以及福建省关于崇安党、团、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的决定。

1930年10月初，邱泮林偕同赣东北特委派来崇安行动委工作的饶功美等同志到达崇安，邱泮林立即改组行动委，由饶功美任崇安县行动委书记，全县区委一级同时进行调整。把原18个区委合并为上梅、下梅、枫坡、坑口、大安、阳角、星村、大浑8个中心区委，原有的18个区苏政府也同时调整为8个中心区苏政府。由赣东北特委派来的干部担任区级领导。

1930年10月5日，崇安红军55团和教导团共1500多人，由崇安县委会参谋长李静愚、55团长李克敌率领，从大安经分水关，开赴赣东北，留下两个由两个红军连组成的崇安赤警营支撑崇安苏区的局面。

崇安红军北上之后，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派遣2万大军向崇安苏区进行全面进攻，1930年11月敌人首先进攻崇安苏区中心上梅，使崇安革命根据地局势陷于危急。虽然崇安赤警营等英勇奋战，但难敌数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到1930年底，大片苏区丢失，崇安党政机关被迫退至山上，刚创建5个多月的革命根据地相继失陷，只剩下西乡浆溪、吴三地一小块立足地，革命处于低潮。崇安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河山，几乎被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所葬送。

第二节  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纠正和崇安的收复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梅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1930年11月，赣东北特委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与检讨了过去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造成的危害。

1930年12月，成立闽北独立团，在团长谢春钱和邹琦的率领下，到达崇安坑口与徐福元领导的赤警连会合，闽北独立团的到来，给崇安苏区军民带来收复失地信心和力量。

1930年12月，在闽赣交界的铅山县的车盘组建中共闽北分区委。1931年1月，根据赣东北特委的指示，在坑口正式成立中共闽北分区委，肖韶任分区委书记，邹琦任分区革委会主任兼军事主席，李静愚任分区军委参谋长，黄富武任分区共青团书记。

与此同时，闽北分区委宣布撤销崇安县行动委，恢复崇安县党、团、工会组织，任命邹福任中共崇安县委书记，饶功美调回赣东北。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加强了军事力量，增强了党组织，迅速恢复了革命秩序。

1931年1月，闽北独立团在崇安赤警营的配合下在下梅成功伏击国民党一个纵队，受到闽北分区委的通报表扬。

1931年2月，崇安赤警营打垮盘岭联甲团，迫使敌人收缴兵力，闽北独立团发动对大安守敌的进攻，减轻敌人对坑口的军事压力，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收回崇安西南部大片苏区。

1931年3月，国民党军向崇安苏区发起比第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闽北独立团和崇安赤警营虽经几番恶战，终难抵敌人的猛烈进攻，崇安苏区各乡（镇）几乎都被敌人占领，只保存了闽赣边境崇山峻岭之间的几十个小村落。同月，坑口丢失，闽北分区委被迫转移到闽赣边境的大王凹、五府岗一带山上打游击，至此，崇安苏区再度陷入危急之中。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闽北分区委指示崇安县委派出两名精干赤警营战士，装扮成铁匠，冲破重重封锁，闯过层层哨卡，日夜兼程，赶到江西戈阳的葛源，向赣东北特委告急，要求即刻派遣部队援助，以扭转战局，恢复和发展崇安苏区。

第三节  方志敏两次入崇作战和革命苏区的巩固

1930年4月27日，红十军5000余人在代政委方志敏，军长周建屏的率领下，从江西横峰县铺前街出发，30日，越过温林关，顺利抵达崇安境内，趁势拿下坑口，与闽北红军全合后，首先恢复闽北分区委所在地的坑口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5月1日，由闽北独立团配合作战，先行消灭长涧源之敌，5月3日，攻占赤石。红十军此次进入崇安，打破了国民党对崇安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使崇安苏区在危急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苏区不断扩展，比红十军进崇安前扩大一倍。

为了加强闽北红军力量，红十军在回师前把特务营留在坑口，并以特务营为主，对闽北红军独立团进行充实整编，委任特务营长黄立贵任闽北独立团团长。红十军在崇安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留给独立团，加强独立团战斗力。5月中旬，邹琦率独立团一部深入大浑、岚谷一带，恢复了大片丢失的苏区。

1931年6月14日，闽北独立团在团长黄立贵的率领下，在崇安赤警营的紧密配合下，攻占崇安县城，革命红旗又在崇安上空高高扬起。

闽北红军第一次解放崇安县城，是继红十军进军崇安苏区作战的又一辉煌战争。红军占领崇安城，虽然只坚持了37天，但它在闽北红军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崇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7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对闽北根据地中心崇安苏区当然不放过，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是崇安县城和闽北党政机关所在地坑口，这时，闽北独立团一部转移江西信江执行任务，留在崇安苏区的红军只有二、三百人。由于敌我悬殊，敌人很快攻进崇安，占领部分苏区，7月19日，崇安党政机关从城关迁到黄墩。

7月下旬，闽北分区委机关从坑口撤到大安街，由于敌人进攻坑口扑空，首尾不能相顾，闽北红军和崇安赤警营配合开展敌后运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9月中旬，首先攻下岚谷，恢复岚谷区苏政府，1931年10月，红军全部缴械五夫民团，12月18日敌人撤出崇安县城，退守赤石镇。敌人对崇安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宣布破产。此时，崇安大部（包括江西上饶、铅山、广丰、浦城、建阳边界），隶属崇安管辖的广大苏区全部恢复。崇安县苏区政府下辖18个区苏维埃政府，近20万人口。

1932年夏，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崇安作为闽北苏区的中心地区，自然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在崇安革命局势出现起伏的关键时刻，赣东北省委又一次作出重大决策，决定派红十军第二次进军崇安苏区。

1932年9月10日，红十军在方志敏和军长周建屏的率领下，从赣东北苏区首府葛源出发，9月14日，越过分水关，在闽北苏区首府大安与闽北红军会合。方志敏与黄道商定，按照紫溪会议的部署，军事行动由红十军统一指挥，闽北和崇安党组织负责动员各地赤卫队紧密配合，担负支前任务，9月15日，发起对星村、赤石的战斗，歼敌一个团又一个营，粉碎敌人南路“围剿”，巩固和扩大崇安苏区，开创崇安苏区的崭新局面。

1932年10月15日，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召开崇安县第七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1月上旬，组成第七届苏维埃政府，标志着崇安苏区从恢复转入发展，繁荣的历史转折时期。1933年2月闽北分区苏维埃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崇安县城召开，崇安苏区为闽北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中心。

第四节  崇安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连接以及划分中央苏区

1930年7月，福建省委秘书长邱泮林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来到崇安，27日召开县委扩大会，宣布党中央关于崇安（闽北）、赣东北两块根据地合作的决定。8月21日赴赣东北特委，商谈崇安闽北苏区划归赣东北特委的领导事宜，1930年10月，崇安苏区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

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十常委会决定：闽北苏区与建黎泰苏区等合组，成立闽赣省隶属中央苏区。此后，崇安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

崇安苏区划归中央苏区的第一个任务是动员和组织青少年参加少共国际师。先后执行查田查阶级、募集谷子运动等。

第三章  三年游击战中的根据地

第一节  崇安苏区的陷落

1934年10月，黎川在第五次反“围剿”被敌占领。至此，崇安苏区伴随着闽北苏区，信抚分区与闽赣省的联系被中断，脱离了中央苏区，崇安苏区重归闽北分区委管辖。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强大的进攻下，崇安县党政机关撤到黄墩，闽北分区党政机关撤到达大安。12月21日，崇安县城失守。市区苏维埃政府自行解体。1934年春，东乡白水的第三苏维埃政府、南乡的大南第四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建浦区苏维埃政府首先丧失，同年秋天，南乡星村第五区苏维埃政府，因交通受阻，划归建阳县苏维埃政府领导，迁往星村的田头村。

1935年1月25日，闽北分区撤出大安，崇安县党政机关撤出黄墩，29日，东乡的建浦区苏维埃陷落，1935年2月12日，崇安县最后一个红色政权岚谷区苏维埃被占领，至此，崇安苏区全部陷落，转入山地游击战。

第二节  崇安中心县委和西南战区的管辖范围

1935年2月，经闽北分区委批准，以适应当地游击战的需要，中共崇安县委改称中共崇安中心县委，书记曾昭铭，管辖包括崇安大部，邻省的广丰、上饶、铅山边界和邻县边界部分区，下辖上梅、下梅、大安、岚谷、坑口、阳角、大浑、建浦等8个区委。接着又在崇安西南部的星村口头村成立中共西南战区委员会，书记汪林兴，管辖崇安的星村、桐木、曹墩、汀浒、建阳的营口、将、麻沙等几十个乡村。

第三节  黄龙岩会议后的活动范围

1935年8月，闽北分区委在黄龙岩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分区委扩大会议，会议正确分析了形势，果断作出历史性的转变，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制定一系列政策，提出更加灵活的游击战术和解放指导思想，中共崇安中心县委迅速传达贯彻，把这次会议制定的新的战术原则和斗争策略，作为指导崇安游击区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指南，使游击战争更加灵活机动。在崇安中心县委和西南战区委管辖的十几个区，几十个乡（村），方圆数百里的区域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到1935年冬，尤其是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3块游击区的开辟和恢复，牵制与吸引了敌人的大量兵力，缓解敌人对崇安游击区的军事围剿，局势开始好转。

这期间，崇安中心县委及其游击司令部，主要活动在西北乡的坑口、大安、阳角、岚谷、大浑，邻省的上饶、广丰、铅山边界，邻县浦城边界地区；西南战区及独立营活动在西南乡的星村、曹墩、黎源、溪源、桐木、吴三地，邻县建阳边界地区。

第四节  成立闽赣省委后的活动范围

1936年6月，黄道在岚谷的黄龙岩宣布成立中共闽赣省委，黄道任省委书记，把闽北地区划分闽北、闽中、抚东、闽东北四个分区，汪林兴任闽北分区委书记，辖崇安、建安、广浦、广丰县委和西南战区委员会。

崇安中心县委、西南战区委的领导充分抓住闽赣省成立的有利时机开辟游击区。崇安中心县委重点在西南部的枫林、吴三地、大安、吴屯、坑口、长涧源、村头、廓前等地；北部的大浑、岚谷、广浦边界的焦岭关、绵羊关等地，创建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发展党组织。西南战区委员会分三片开展工作：邱有贵带建阳独立营在崇安境内星村的田头一带开展工作；左丰美带战区独立营在曹墩西北一线开展活动；徐莲娇带星村游击队在曹墩以南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到1936年冬，崇安游击区得到很快发展，形成了坑口、廓前、程墩、浆溪、大安、地源、大浑、岚谷等8个区的广大游击区域，红军游击队由原有的一个独立营，又发展了两个游击大队，全县拥有红军游击队1000多人，有党员710人，这是崇安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好时期。

第四章  抗战时期崇安基本地区

1937年秋—1938年2月，中共中央不断闽赣省委、闽浙赣特委、闽北特委不断传达“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方针，把党的工作放在农村地区，利用国共合作的合法地位，积蓄保存有生力量，崇安县委也认真贯彻执行，在崇安基本地区坚决实行有组织有武装的退却，争取不断发展壮大，并将国共和谈期间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党员退到闽赣边界地界隐蔽活动，组织和发展群众，以秘密形式恢复和发展基本地区。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崇安县委下辖的5个区委全面恢复，共有18个党支部，党员人数上升到250人，建立的隐蔽基地有70个多处：铜拨山、东坑、樟树、白山头、齐白、丘岭、牛岭头、磨石坑、小溪坪、岭阳、山坜、黄龙岩、横源、汪墩、高畲、里洋、外洋、际下、岚头、小松源、大松源、牛坜、鸡公岩、大石坑、水斗垅、牛栏基、上茶劳、下茶劳、铸钱岩、黎树坪、上村、下洋、后坑、刘畲、鸡笼头、西山、谷园、下山、俄凤庙、花盆丘、黄墩、西际、沙渠洋、张山头、陶观厂、仙人石、梅子岗、大安源、溪源、吴三地、浆溪、洋墩、苦竹坑、程墩、黄溪洲、麻粟、三港、黄溪口、关坪、东北源、染溪、客溪、倪坜、上高洋、下高洋、岭根、后乾等，这些隐蔽基地，为崇安党组织的生存、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崇安基本地区在福建省委南迁之前在这里隐蔽时间最长，工作最有成效，隐蔽最成功的基本地区，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福建省委抓住国民党在闽北兵力空虚和经济状况恶化的时机，在崇安游击区广泛开展爱国游击战争，狠狠打击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势力，动摇了国民党在闽赣边区的统治基础。崇安县委积极贯彻关于省委采取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指示，积极开展扩大武装斗争工作，武装人数和活动地域都有所扩大，崇安县委领导的游击区以及活动地域包揽崇安西部的塘山、廓前、车盆坑、西际、小浆、路口、吴三地、黄溪口、大安源；北部的地源、红源、大际、上村、岚头、岚谷、际下、黄尾、染溪、山坜、客溪、樟村、齐白；西南部的桐木、三港、麻粟等20多个乡（村）。崇安县委通过加强邻省边界的秘密工作，把闽赣边界上饶县的毛楼、禹溪、花厅、斗岗、横排、大车坑、横源、桐树底、麦里坑和广丰、铅山县边境的部分游击区，与崇安西北部和西南部的游击区联成一片。

第二部分  老区基本知识

第一章  老区的定义与划分

第一节  老区的定义

老区也叫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老根据地的简称。这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老区乡村分布在全国大陆除新疆、青海、西藏以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00多个县（市、旗、区）。从定义可以看出，解放战争建立的根据地不叫老区，叫解放区。

第二节  老区的划分标准

根据民政部〔79〕30号、财政部〔79〕财务85号文的精神，规定老区的划分标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根据地（老苏区）的划分标准：

曾经有党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牲畜等，主要是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半年以上时间的。人们习惯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区称为老苏区。

包括：（1）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分配过土地的地区。

（2）只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尚未分配土地的地区。

抗日根据地的划分标准：

曾经有党的组织、有革命武装，发动了群众，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主要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进行了武装斗争，坚持一年以上时间的。

包括：（1）苏维埃政权撤退后，党和党所领导的武装，进行武装活动的地区。

（2）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游击区。这种地区时间长短不一，长的达十多年，短的仅二、三年，一般都没有建立过革命政权，但有党领导的武装，有农会等群众组织。

第三节  老区乡的划分标准

以生产大队（行政村）为单位，如果一个公社（乡）内，属于革命老根据地的生产大队（行政村）超过半数，这个公社（乡）可算作革命老根据地公社（老区乡）。

第四节  老区基点村的划分应具备的条件

（1）从斗争历史来看，是斗争时间长、贡献大、牺牲重，“红旗不倒”，包括三种地区：

A、有头有尾。即土地革命时期开始自始至终坚持斗争直到全国解放的老苏区。

B、有头无尾。即苏维埃政权撤退后，断断续续仍与我们有联系，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区。

C、有尾无头。即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长期支持我们直到全国解放老游击区。

（2）从受摧残的程度看，是指那些受摧残最严重的老苏区和游击区。

特别说明的是，老区村是指老区行政村，老区基点村里老区自然村而言。老区行政村部所在地自然村是老区基点村的，可称为老区基点行政村。

第二章  革命“五老”基本知识

革命“五老”人员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包括参加红军后因伤残回乡的同志），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区乡干部（包括老赤卫队员）。

（1）老地下党员：是指当地解放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具有党籍或党籍已得到恢复的同志。

（2）老游击队员（包括失散红军人员）：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并参加战斗的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并战斗到当地解放的同志；在1937年7月6日以前加入红军部队，后因伤、因病、因残与部分失去联系而返回地方的同志为失散红军人员。

（3）老接头户：是指当地解放以前，在敌占区或游击区长期，经常地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武装力量，担任接头、联系、筹粮筹款，掩护等工作的同志。

（4）老交通员：是指当地解放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交通站工作，长期、经常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武装力量运送武器弹药，粮食钱物，情报信件等的同志。

（5）老苏区区乡干部（包括赤卫队员）：是指1937年以前建立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及党团农工青妇等党群组织中担任某种职务的工作干部；当时参加了赤卫队，并有执行过任务的称为老赤卫队员。

第三章  “中央苏区县”的确认

第一节：苏区的涵义

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老区叫苏区。

“苏”字缘于俄语汉译“苏维埃”。后者在俄文中是“代表会议”或“会议”的意思，即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就明确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党的“二大”后又进一步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苏区的含义，就是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

中国第一个苏区诞生于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湃分别在广东的陆丰县、海丰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湖南茶陵建立了县工农政权。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从此开始。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的谈判协定，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苏区在历经9年又10个月之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节  中央苏区

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指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由苏区中央局管辖的革命根据地，随着第四次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迅速拓展了中央苏区区域，使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至1934年春，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瑞金直辖县，先后共辖16个行政县。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县乃至政权，是1929年3月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第三节  确认“中央苏区县”的标准

（1）隶属苏区中央局管辖

（2）苏区面积占全县50%以上

（3）苏维埃政权存在半年以上

第四节：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的考据

（1）法律依据：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第40次常会，决定将建、黎、泰、金、资、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一带地区划分闽赣省。决定中的闽北苏区是以崇安苏区为中心的闽北分区，闽北分区的党政机关均设在崇安。

（2）苏区面积达100%

①1930年5月崇安县成立苏维埃政府，辖的苏区包括崇安县大部，包括建阳北部、浦城西部和江西上饶、铅山、广丰南部的广大红色区域，建立了18个区苏维埃政府，234个乡（村）苏维埃政权，人口达20万人。

②1934年春以前，除崇安县崇浦边境的十八村的一部偏僻的地方没有解放外，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是崇安苏区的全盛时期。这时县委、区委机关比较健全。县委的核心领导由县委书记、县苏主席、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妇女部长、团委书记组成，负责实施县委的全局工作，这种局面一直维持1934年春的市区政权首先解体为止。

③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3年12月，邵武、光泽苏区大片失守，崇安苏区伴随闽北分区，信抚分区与闽赣省的联系中断，崇安苏区脱离中央苏区，重归闽浙赣省委领导。

④从1934年春，市区政权首先解体，崇安苏区开始逐步陷落丧失，一直到1935年2月崇安苏区最后一个区苏政权——岚谷区苏维埃政府陷落，崇安苏区全部丢失，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3、执行中央苏区闽赣省苏维埃政府

①动员和组织青少年参加少共国际师。1937年5月，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给闽赣省委提出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崇安县委县苏认真执行，动员青少年报名参加，6月1日刘太古等300名青少年集中到县城，经星村开赴黎川，参加组编少共国际师，武装上前线。

②创造“崇安营”组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1933年6月，闽赣省委作出创造红军第七军团的决定。决定向崇安的党提议，创造一个“崇安营”。崇安县委坚持贯彻执行，把崇安红军1800余人送到黎川，编入红七军团二十一师五十八团。

③开展查田查阶级运动。1933年6月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查田的目的是查阶级。崇安苏区作为闽北苏区首府驻地，当然在开展之列，共查出富农16家，地主2家。

第四章  老区基本要素

老区基点村、革命五老、革命烈士、老区纪念标志物是构成老区的四个基本要素。其中老区基点村是基础，是老区区字的真实体现。

第一节 老区基点村

1981年建阳地区行政专署批准我市10个乡镇全是老区乡镇，115个行政村有112个是老区行政村。也就是说除了五夫镇所在地的五一、五夫、兴贤三个行政村不是老区行政村，其它全部都是。

1981年12月，原崇安县老区办上报县政府批准，我市1254个自然村有443个是老区基点村，占全市自然村的35.3 %。

第二节  革命“五老”

1982年省老区办部署全省革命“五老”的摸底和评定工作，我县在1983年开展革命“五老”的摸底评定，经过半年的努力，确立有革命五老1743人，根据省老区办的安排，对于健在的革命“五老”发放荣誉证，在政治、经济上关心革命“五老”、发放生活定补，使其安度晚年。

在1943年革命“五老”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如担任广丰县委书记的连福生，崇安县最后一位县苏主席吴屯大浑村的马凤元，参加过上梅暴动担任南路民众队总指挥的詹贵佬，担任朱德警卫员岚谷中街的杨生元，担任过叶挺警卫员岚谷岭阳村的刘海元，担任过黄道警卫员岚谷岚头村的翁富明等，革命“五老”的来源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因战斗失利，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回家的，另一部分因生病、受伤被动员回家的，他们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

第三节  革命烈士

1982年，原崇安县民政局经过调查摸底，提交崇安县革命老根据地老区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全市有2852位革命烈士。革命烈士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战斗中和牺牲的，这一部分是最大来源，二是在肃反后中被错杀的，三是部队转移掉队中失踪的。革命烈士中也有许多著名烈士，如担任过省委常委民运部长的汪林兴、担任过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祝维恒和温卿绍、担任过崇安县委书记的徐履峻、陈耿、熊明福、还有著名“三·一八”烈士，担任过北京工业大学支部书记的江禹烈，他们用自己的身躯和鲜血贡献给革命事业，换来新中国的诞生。

第四节  老区纪念标志物

武夷山市是著名革命老区，又是“中央苏区县”，22年革命历程在这2813平方公里的红色土地上留下，众多的殊死战场的遗址、革命先烈的遗物、革命活动的旧址，以先烈身躯的永眠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追求真理的永恒信念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些纪念标志物都以碑、塔、亭、标语、遗物、遗迹、纪念馆等多种形式存在和表现，见证“中央苏区县”厚重的根基和体现重点老区县的地位。

2009年根据省老促会、省老区办的安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老区纪念标志物的普查和摸底工作，全市有463个（个）老区纪念标志物。比较著名的有列宁公园、红场、闽北革命英雄纪念碑、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四渡桥阻击战、上梅暴动纪念馆、赤石暴动烈士陵园、坑口革命纪念馆、福建省委旧址、大安革命纪念馆等，这些老区纪念标志物，仿佛是一部凝固的革命史诗，叙述着武夷山市22年革命的风雨血腥的历程和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

丰富的老区纪念标志物成为后人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和党员干部凭吊和缅怀革命先烈的场所，有的上升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经过分类和整理，其中展览馆、陈列室有4个、陵园、公园、烈士墓有2个，纪念碑、塔、亭有9个，活动场所旧址1个，重要遗址、遗迹、遗物44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