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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宿军塘军械修理所的记忆

日期：2023/4/14        来源：南平武夷山市老促会        点击数：

寻访宿军塘军械修理所的记忆

武夷山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张珍秀

当历史已经远去，当老区这个字眼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者是认知里只是与一段革命历史有关，那么有多少人会想进一步去了解老区更深层次的历史与内涵呢？在助力老区的乡村振兴与发展上，希望通过我们的认知、考察与调研，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老区真实的一面，在全面推进老区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能助一臂之力。

2月26日，武夷山市老区建设促进会根据年度考察调研活动计划，在坑口村的配合与支持下，武夷山市老促会的“追寻红色记忆小组”、武夷山市档案馆、武夷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等单位共21人联合开展对闽北兵工厂的最后一个军工驻地——坑口宿军塘（今属于武夷山市洋庄乡）军械修理所，进行实地寻访、调研。

（一）坑口村的历史地位

宿军塘是福建省武夷山市洋庄乡坑口村的一个海拔955米的高山自然村，户籍人口是130人左右，户代表21户。

坑口村是武夷山市洋庄乡的一个偏僻村庄。温林关和寮竹关横贯其间，北出寮竹关与江西上饶县交界，西北过温林关与江西铅山县毗邻，南经本乡距县城32公里，进出此地仅有一条道，故名坑口。这里天然形成的兵家必争的要塞，是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好地方。

1931年1月和7月，中共闽北分区委、闽北分区军事委员和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在坑口成立。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撤销中共闽赣省委，成立中共闽浙赣特委，特委机关设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坑口的村头村。为了便于进行合法斗争，2月，闽浙赣特委根据新四军司令部发布公函，在坑口村头村建立了合法的组织--新四军三支队崇安留守处。留守处共有14名工作人员，并有秘密自卫武装一个排以及军械修理所五名干部。为了保留闽北兵工厂的军工火种，以应付国民党顽固派随时可能制造摩擦事件的需要，中共闽浙赣特委决定闽北兵工厂搬到离村头二十里的大山窝里——宿军塘隐蔽坚持小量的生产，名为“宿军塘修械所”。

1938年6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闽浙赣特委和闽东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福建省委，省委机关亦设在坑口的村头村（1939年2月迁到村头后山的绿村洋）。1939年秋至1940年底，福建省委在坑口村头的绿村洋举办了四期的“武夷干校”。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使反共摩擦事件达到顶峰。2月，国民党顽固派出动2个整团，在地方杂牌武装的配合下，向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的坑口发起突然进攻。在这敌情严峻的时刻，曾镜冰书记果断决定，将福建省委机关撤出坑口。宿军塘修械所的军工人员，也因局势变化而调离，闽北兵工厂在宿军塘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据不完全统计，坑口原有3900多人口，到解放时，被杀被饿死2900余人，原有66个,自然村，被烧毁57个，仅车盆坑先后被烧7次，宿军塘离车盆坑（海拔682米）约5里，也曾被烧为废墟。许多村子被烧毁后就消失了，但宿军塘的老百姓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村子海拔高，交通不便，村民才陆续搬迁到车盆坑、坑口等地居住，但他们生存的根本——山、田依旧在宿军塘。

（二）闽北军工事业的发展历程

我们在制定实地调研坑口宿军塘军械修理所红色历史的时候，首先是回顾了闽北军工事业的发展历程。

1928年9月28日在上梅暴动之前，崇安县委经过充分准备，在上梅的岩山后等地建立了5个土枪土炮制造所，其中有一个是炸弹厂。

1930年初，张昌龙组织了五六十名工人，带了一部分生产工具，来到崇安县岚谷岭阳村小溪坪给红军造枪。兵工厂组建初期，全部生产工具仅仅是张昌龙从私人小工厂带来的五六十把锉刀，五六把老虎钳和一个打铁炉，其他的设备都是靠工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创建起来的。

积极想办法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随着闽北红军的发展，急需大量的武器弹药来装备红军。根据闽北党的指示，动员苏区人民群众献钢、铜、铁、锡来支援红军。就这样，“土法上马”，造出一批批枪支弹药。

1933年至1934年，兵工厂发展到二三百人，也是该厂最兴旺的时期。技术人员实行了必要的分工，分科，分组。全厂共分5个科和2个组，即：修械科，子弹科，炸弹科，翻砂科，新造科，另外还有一个打铁组和木工组。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在行政上是分了科组，但是又做到分工不分家，既有分又有合，大家齐心协力地干工作。

1934年，兵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更加健全、生产也逐步正规化了。通过改革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生产数量，此时子弹科每月可制造子弹十四五万发。炸弹科每月可制造炸弹、地雷10000个左右。成为当时闽赣边区红军武器弹药主要供应地。

随着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1935年1月，闽北分区的党政军机关等便不得不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此时兵工厂的人员，根据上级的指示，也逐步地分散了，有的跟随部队行动修枪，有的留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兵工厂仅组织了六七十人，由张昌龙同志率领随同领导机关转入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闽北兵工厂随闽北军分区司令部转战。驻地经常变动，但每到一地兵工厂工人不讲条件都坚持生产，如翻制子弹，修理枪械等，支援前线。1936年夏，由于闽赣省和闽北分区司令部先后迁离崇安，驻崇安的红军游击队相对减少，闽北兵工厂独自住在岚谷溪源的小坑，后转到桐木关的北坑。

抗战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闽北兵工厂四十余名战士同闽北红军游击队一起来到崇安坑口集中。兵工厂设在坑口的村头村。1937年12月，以崇安红军为主的闽北红军游击队从坑口长涧源出发，翻越坑口的温林关，随后在江西铅山县石塘整编新四军第三支队5团。为了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工作，张昌龙主任曾带领黄瑛等九位军工人员到石塘为集中在那里的闽北红军游击队修理枪支，为抗日尽了一份责任。1938年2月25日，新四军第三支队5团北上抗日。

（三）宿军塘军械修理所的历史使命

新四军第三支队5团北上抗日后，闽北老苏区老游击区仍是国民党统治区域。这一时期，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和士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号召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各方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南方各游击区“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并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

在这重大策略转变关头,以曾镜冰为首的闽浙赣特委,根据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的原则和新形势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新特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刻理解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靠山扎”的策略意义,果断地实行退却,即在部队开拔的同一天,以曾镜冰为首的闽浙赣特委机关就从江西铅山石塘镇迁回老根据地——崇安县坑口的村头村，红的干部(即公开暴露了的干部)迅速撤到乡村，党的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在崇安老苏区留下一个排，建松政地区留两个班的自卫武装,并将这些自卫武装,及时掩蔽起来。

闽浙赣特委之所以能够在转折的关键时刻，采取正确的退却路线,将立足点扎在山上,并敢于留人、留枪,保留自卫武装,首先是因为有党中央的“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并“时常记住中央指示而谨慎自己”。陈毅认为“部队要大部出动,但要留枪、留人、留干部,象割韭菜一样要留根”。同时，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认识到“在统一战线的建立中，资产阶级并不因而改变其反动性,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取消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看到“自己部队离开福建，使福建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不利于人民的变化”。眼下,国民党地方当局又乘机要闽北党组织下山进城,在他们控制下公开活动,妄图一举消灭。闽浙赣特委领导同志面对现实,并吸取国共已经历的三年合作、十年分裂和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深深感到,即使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也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共产党自己的地位,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武装力量,是党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党在国统区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因此,大胆地保留自卫武装，并以这支经过三年艰苦复杂的游击战争考验和锻炼的老红军游击队为骨干,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保卫闽浙赣边区的主要支柱。

为了加强党的武装力量,留下军工火种，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事端，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闽浙赣特委决定把闽北兵工厂搬到离村头二十里的大山窝里隐蔽——“那个地方叫做宿军塘”。闽浙赣特委组织人员四出收买钢材,挖掘埋存的武器,并在原闽北红军兵工厂的旧址宿军塘,重新开办军械修理所,修理枪械,自制炸药、地雷和炸弹,为自卫武装提供武器弹药。

闽北兵工厂北上之后，在军械修理所只留下黄天仕(原为闽北兵工厂的指导员)、张云林(擅长于制造弹药)、周和元(打铁能匠,特长是锻制标准件)和沈宗文(擅长翻制子弹)五个人,改名为修械所。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保存军工骨干，如发生事变，重建兵工厂。因为他们五位同志各有擅长，如需要，即可组成一个兵工厂。二是新四军五团北上抗日之后，存放一部份枪支在宿军塘，以备应付突然事变之用。这些武器由他们负责定期擦拭看管。五位同志长期蛰居山隅，这期间，他们还自己开荒种田，还种菜挖笋，以补粮食不足。当时省委发给修械所同志每人每月三块银元。

宿军塘军械修理所隶属福建省委直接管辖，当时省委驻扎在村头村的山上。省委机关有少数的武装人员也需要武器弹药供给，另外闽北红军整编北上抗日之后，建阳、松溪、政和等县还有少数游击队，少量的装备也要从这里供应。在崇安党史《大事年表》中记载：1940年6月“坑口区党员由省委发给十支枪,逐步武装起来。区委以保卫家乡的名义成立一个红色堡垒，群众称该保为独立保’。党领导这个独立保’发动群众反特锄奸，使国民党特务不敢涉足坑口地区”。这段记述包含了宿军塘军械修理所在抗日反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省委所在地的坑口村头绿村洋处境非常困难。3月份，围攻崇安之顽军大肆烧杀抢掠。在这种形势下，省委从坑口迁到江西上饶禹溪金竹排村，建立隐蔽根据地，6月份又迁往邵武二都桥大山村。军械修理所也就在这个时候，奉命将制弹原料和枪支等物资埋藏起来。接着省委派王助同志来宣布:沈宗文调省委特务队当政委，黄天仕调省委教导队当排长，张元宝当班长，黄宝和调省委特务队当班长。至此。这个由闽北兵工厂延伸下来的军械修理所，伴随着五位同志离开军工生产岗位，军械修理所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跋涉宿军塘途中的所思所想

我们调研坑口宿军塘沿着原来的古道从海拔682米的车盆坑出发，沿途梯田式的茶园也是一道风景，让人赏心悦目。

因为山垅田的土质相对较贫瘠，且不规整，如果要继续种植水稻，只能靠人工耕种，现代的机械展不开。由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较好，即便种植水稻，有一半应该是为野猪和小鸟等动物们种的吧。我也是来自山里的，我父母曾经也一直秉承着庄稼人不能放弃种田的根本，在许多人放弃山里种植水稻时，他们还依然坚持着。我们看到山垅田投入的资金与收获基本持平（不计自己平时管理的人工费），主要原因是山高水冷，土地贫瘠，产量太低，曾劝阻他们种稻谷，但我父母一直不肯放弃，到他们实在“抢”不过野猪和小鸟后，最后不得不放弃种植水稻。山里的野猪实在猖狂，别说水稻了，就连地里的“芋种”都被野猪给拱了，更别说种豆子和地瓜了，每年母亲给我们送地瓜或地瓜干，总要说是从野猪的嘴里抢来吃。地瓜都不大，是因为被野猪拱了后再种才有的，有的地要反复种两三次人才有人吃的。母亲说野猪都拱到房前屋后了，只差没有进屋抢食物了。如此逼着山里的老百姓不得不种茶了——幸亏野猪不吃茶。看到沿途的茶园，我很理解高山里老百姓的无奈与选择。

原以为到了海拔955米的宿军塘，我们就可以看到军械修理所的遗迹了，然而让我意外的是，宿军塘自然村只是一个地名而已，村子里除了还能看到一点地基的痕迹外，什么也没有了，成了茶园。昔日的村子荡然无存。在我想问向导吴华林军械修理所的遗迹在哪里时，发现向导带着一部分人，继续前行了。我才知道军械修理所不在村里，而是在山里。原来宿军塘不仅仅是一个村子的名字，却是一个大面积的存在，方圆的深山老林全都叫做宿军塘（以后我真的不能仅从地名上来判定遗迹的存在）。

到了海拔1119米，一处名叫“八角田”的地方，已经11点多了。我们在那拍了一张合影，向导吴华林说：“听父辈们说过，这八角田也曾是粟裕挺进师进行军事训练的地方。”虽然没有看到八角田的史料记载，但史料有记载：“1935年3月，粟裕等同志率领挺进师到坑口车盆坑与闽北红军会合。崇安中心县委书记曾昭铭等与粟裕会晤，商讨在游击战争中彼此配合的问题。挺进师在车盘坑成立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挺进师在车盆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政治军事训练。”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看，还是场地来看，说八角田是红军挺进师的训练地，还是可信的。向导吴华林从车盆坑出发，途中一直在说我们脚下的古道是当年粟裕走过的。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在宿军塘生活时，长辈们茶余饭后常说的陈年旧事。

（五）寻访军械修理所的历史遗迹

吃过午餐干粮，快12点了，我问向导吴华林：从八角田到军械修理所还有多远？他说按我们的速度大约要2个小时，而且后面几乎是没有路的，要爬真正意义上的山，于是我们犹豫了，最后选择放弃寻访。我们只能遗憾地开始返回，走了几百米后，坑口的妇联主席吴玉英接到他叔叔（宿军塘人）给她的电话，她叔叔说：从八角田到军械修理所的遗址，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又来劲了，决定要去。但21人的队伍，只剩下我们殿后的8人，其他人走得太快，不想再返回了，但我还是坚持要去。

我不想后悔，因为我是奔着军械修理所的遗迹而来的，如果最后半小时的路程不坚持，我可能就错过了，以后不可能会再来，这次之行也是策划了很久才成行的，所以我坚持要去军械修理所的遗址。我想到曾经在寻访岚谷岭阳兵工厂时，已经到了岭阳小溪坪的入口处，但向导说还要步行二个多小时才能到兵工厂遗址，因为当时是下午，时间上来不及，所以放弃追寻，结果当时的放弃，几年来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去，因为我知道路程太远，太难成行了。如果这次放弃，我也可能会永远放弃。

为了缩短行程与时间，我8人从海拔1119米的八角田出发，沿着机耕路没有走多远，就向山上爬。我认为用“爬”字更妥当，因为没有路，我们需要手脚并用上山，翻越了海拔1300多米的山头后，又下到了山林机耕路上。沿着机耕路向下走，有人在砍毛竹，毛竹堆在路上，我们只好小心翼翼的从毛竹上下去。我们称之为过“毛竹关”，过了一关又一关，过了三道“毛竹关”，于是我们说此生一定会平平安安，因为我们已过了三道关，之所以把它称之为“毛竹关”是因为坑口寮竹关也叫毛竹关，正好也在离我们所去的位置不远。过了一道又一道的“毛竹关”，我们又开始“爬”另一座山头了。

如此艰难的跋涉，如果没有一定的意志力，没有对红色文化追求的那份执着与执念，我真的不会跟随着向导，翻山越岭攀爬没有道路的竹山。道路的艰辛，可以用披荆斩棘来形容，因为原来的山路早已经荒废。我们在过一个烂柴桥的时候，向导吴华林说他小时候就走过这烂柴桥，他说应该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所走过的桥，但我们总觉得不信，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还在？然后向导说因为这是原始林里的杉木，木头的心是比较坚硬的，所以尽管外面一层烂了，但是它中间部分比较坚硬，是“硬骨头”，不容易烂。于是我就在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即便再艰难，但是依然会有中坚分子在支撑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能坚持下来的都是硬骨头。

从八角田出发，经过了近二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在海拔1346米处找到了军械修理所遗迹，向导吴华林说从这里去江西的五府岗最近了。我也终于明白其实很多革命遗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找到。因为我们的军械修理所是秘密留下并存在的，当年也只能是在深山之中生产与修理枪械。在这不知名的山里，他们整理出了一块占地约300多平方米的平地作为军工俢械所的驻地。他们在此深山老林里辛苦地工作着，生活着，我们跋涉之后更能够想象到当年革命者们在山上所过的生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更加艰难。

当我问向导：你为什么认为此处就是当年军械修理所的所在地？吴华林两兄弟很肯定地告诉我说：因为这片竹山现在是他们家的，而从小就知道有很多人将地基是“翻”了几遍，有挖到军工生产的工具、材料等等，如一米长的铜条、银元、铜钱、锡罐、子弹、锉刀、手榴弹等，甚至还有人拿着金属探测器来这边寻找过。挖出来的手榴弹装了一铁锅（当时军械修理所使用过的铁锅）。坑口妇联主席吴玉英说他爷爷（宿军塘人）曾经来这挑过枪，听他爷爷说军械修理所曾经种过两颗梨树，现在还剩一棵，另一棵被挖倒了，是因为在另一棵梨树下藏了东西。宿军塘老百姓把挖到的铁拿去打农具等。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来自宿军塘的村民吴华林兄弟、吴玉英等对宿军塘老百姓在此挖到军械修理所遗留物品的肯定，我们也相信了。这也比较符合曾经是军械修理所的事实。正如考古人员，不也是通过掘地三尺，然后根据所挖到的物品来考证一处古迹的历史与作用吗？

虽然军械修理所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们捡漏，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当年他们生活、工作过的痕迹，因为这里不是村子，但却留下用石头垒的墙基。整座山都是有坡度的，唯独此处整出了一块300多平方米的平地。在离俢械所的不远处，我们还看到的岗哨的遗迹，仅有几平方米的正方形地基，还依然存在。

返回时，我们一直在寻找近道，但下到车盆坑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十五分。全程我们用了七个多小时，来回也走了约15公里，这和史料记载的“闽北兵工厂搬到离村头二十里的大山窝里——宿军塘隐蔽生产”还是吻合的。

（六）宿军塘军工修械所的追寻随感

从坑口宿军塘归来，我只有一个字“累”，但最欣慰的是：幸亏我把最后的几个公里走完，找到了军械修理所的所在地，否则我以后真的不敢再去了，路途的遥远，海拔之高，这也是我们今年寻访的最高点吧。特别是有的队员他们因为去年“阳康”之后体力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原本并不难的山，在他们看来也有体力不支的现象，所以最后到军械修理所遗址的也只有7人。

这是又一次艰难的红色寻访，真的太难了，到底是我们寻访红色遗迹太难了，还是当年我们军械修理所的工作人员太难了？

当人们听到我们红色宣讲员对一段历史娓娓道来的时候，是否想过创造这段历史的人，他们有多么的艰难，他们是克服了多大的困难以及还有随时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在深山之中进行生活与生产？而当听到我们深情地介绍这段历史的时候，是否想到深情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心血才会有这般的领悟与感受？寻访红色遗迹，感受一段远去的历史归来，我不禁再次感叹，真的太难了，他们很难，我们也难。希望聆听历史的人们能够用心去体会，去感受，对历史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敬重，才能够对得起为此付出努力或毕生的革命先辈们，也才对得起我们为了讲好这段历史所付出的真情与执着。

虽然走得很累，下山后双脚是麻木的，但我并不后悔，如果我已经走了几个小时就差最后的两个小时我放弃了，那么我肯定会后悔。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经常也会遇到一些事，也许我们咬咬牙坚持就达到了目的，把它完成了，否则如果在犹豫之中选择放弃，那便是永远的放弃或者是永远对机会的失去。坚持的最后有时也并不都是艰难。尽管我们在实现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很多的辛劳，很多的汗水，但是我们最终达到了目的，圆了梦想，那也会是永远值得欣慰的一段回忆。在回忆的过程中，是那种完成梦想、完成计划后的快乐和欣慰，会将艰难与疲惫掩盖、代替……这便是努力后——最甜蜜、最快乐的记忆。

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还能够坚持，那么就必须将它最后完成，哪怕会有难度。“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