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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与漳浦的革命情缘

日期：2021/9/2        来源：漳州漳浦县老促会        点击数：

         曾志与漳浦的革命情缘

严利人

她回忆：漳浦“老根据地的群众真是好样的”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志(1911 - 1998年)，女，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先后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支部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她为了革命，矢志不渝，“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志在漳浦积极参加红三团筹组和靖和浦苏区的创建等革命工作，多次参加与反动武装的斗争，艰苦卓绝，作出了血与泪的贡献。

1932年4月中央红军进漳后，厦门中心市委派秘书长曾志去漳州。曾志在芝山红楼毛泽东的住处见到其丈夫蔡协民，毛泽东让出目己的大房间让他们夫妇住。两三天后，他们即将启程往漳浦县小山城，毛泽东特地加菜请客为他们饯行。到漳浦后，蔡协民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曾志任组织部长。他们参与组建红三团，领导群众开辟小苏区。在漳浦县半年的革命生涯期间，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解放后不久，曾志还专门来到漳浦，前往山城、龙岭等地，看望老根据地的人民，表达诚挚的感激之情。1991年7月，曾志为《漳浦人民革命史》一书的扉页亲笔题词“革命战争英烈留芳，总结历史以史育人”。她在《闽南党史的几个问题》文献，以及晚年撰写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一书中，对在漳浦的艰苦卓越斗争，以及漳浦人民对她的关心帮助，作了生动详细记叙，字里行间饱含对漳浦老根据地群众的深情。她感谢漳浦人民对她的支持帮助，称赞漳浦“老根据地的群众真是好样的”，这是对靖和浦苏区人民热爱党热爱子弟兵的高度评价。

以下是笔者对她回忆实录中有关漳浦内容的摘编：

1932年5月中旬，我和新组建的漳州中心县委一班人以及红三团，到漳浦小山城根据地开展工作。当时县委有五个常委，蔡协民、冯翼飞、王占春、我，还有一个当地的农民干部，我任组织部部长。

我们在小山城一带，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烧田契借约，发动农民参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游击斗争，苏区不断发展壮大。（6月下旬，在强敌冲击下，血战车本失利，蔡协民、曾志带团部和二连、三连所剩部队撤向尪仔石山区）

在当地籍战士的指引下，我们往深山里撤退。此时，我已有身孕，求生的欲望驱使我随着队伍在荆棘和石头丛中没命地跑。最后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翻山越岭，躲进了深山老林。

在山上，我们远远望见几里外，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部队来回走动在搜山，而我们躲在山上不敢走动，担心暴露目标。两天两夜下来，大伙儿没吃没喝，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决定等天黑后下山看看，弄点吃的东西回来。

当时很多人都走不动了，等体力稍好些，我便自告奋勇化装成农妇下山。好不容易盼到夕阳西下，我在当地一个熟悉道路地形的农会干部的陪同下出发了。翻过两座小山之后，发现了在一条山溪边有一株野杨梅树，鲜红的杨梅果挂满了枝头。又饿又渴的我们，扑上前去大吃一通，体力有所恢复。

在一个山坳里，我们看到不远处的牛棚前拴着一只黑水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牛棚边晒着几件破衣服。经过仔细观察，在确认没有什么太大危险后，我们向牛棚走去。牛棚里空无一人。我们见到一个破盆子里还留着一点凉稀饭，此时的我们已顾不上许多了，三下五除二，便把稀饭给吃了。

等了很久，总算等回了主人。这些老根据地的群众真是好样的。敌人来了后，他们便带着家里的粮食和猪牛鸡鸭躲进深山，不把它们留给敌人，当他听我们把情况一说，就马上下山找来了地方上的负责同志。他们杀了一口猪，把肉和米和在一起煮了几大桶饭，并连夜翻山越岭，把饭送到红军的隐蔽地。

这顿饭对于饿了两天的红军战士来说，实在是太美了、太香了！ 第二天，队伍继续留在山头，讨论分析这次失败的教训和原因。

（敌军撤退后）便给闽南苏区的恢复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们经过分散秘密游击，严惩了地主反动分子；发动群众，恢复了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村与村都建立了工作联系，发现敌情及时通报；红军队伍从100多人迅速恢复发展到300多人。

正当各项工作顺利进展的时候，我却病倒了。主要是患了疟疾，加上怀孕的反应。一会儿冷得上下牙直打战，一会儿又烧得迷迷糊糊，甚至流大量的鼻血。

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同志们将我从村子里撤到一个山洞里养病。狭小的山洞里阴冷潮湿，还有一股地下水流打洞里经过。他们为我找来一些干树枝，均匀地垫在没水的地方，上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干草。

我在山洞里躺了好几天，蔡协民派人好不容易弄来了一些治疟疾的药。病情有所好转后，我又回到村子里养病。

一天，我又打起了“摆子”，几床破棉被压在身上还冷得直发抖。这时，暗哨气喘吁吁地跑回村子里，报告说敌人来了。村里的群众闻讯，便各自往后山撤退。

无奈的我，也只好硬撑起身子拖着病体往山上跑，但没跑多远便跌倒了。幸好一个年纪较大的战士见我倒下，急忙跑过来，背起我迅速往山上奔跑。

此时天色已晚，在半山腰上，他把我放下来想休息一下。没想到，我的脚刚着地，便失去了知觉。幸好那个老战士懂得些医术，用大拇指使劲掐我的人中，把嘴唇都掐破了；同时抠脚两边的筋，抠不动就用嘴咬。接着，又用嘴对着我的嘴做人工呼吸，最后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醒来的我，冷得再次全身发抖，像筛糠一样，牙齿一点也不听使唤。一位好心的大嫂见敌人的枪声已经停了，便大胆地冒险下山。摸黑回到家里，抱来了一床棉被，提来一壶开水。她将被子紧紧地裹住我的身子，又喂我喝下一些热水，我的身体才慢慢地暖和起来。

我猜想这大概是一股过路的敌人，只是骚扰了一下村子，便离开了此地。但想来还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不是那位红军老战士的舍身相救，我也许就被进村的敌人给抓走了；如果他不懂得抠掐穴位，那么我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再一次在生与死的“中转站”里停留片刻后，又转身走了出来。十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厦门中心市委的通知，让我和蔡协民速回厦门……（注：引文有删节，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