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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

——寻访上杭县官庄畲族乡福泉村的红军足迹

日期:2020/6/29        来源:龙岩长汀县老促会王坚        点击数:

于无声处听惊雷

——寻访上杭县官庄畲族乡福泉村的红军足迹

  坚  龚祖金

 

浩荡南流的汀江河途经上杭县官庄畲族乡,河面宽阔,水流平缓,两岸古木参天沃野芬芳。这个汀江航道上的千年古渡,一如既往保持着鱼米之乡的富庶与热情,在时光的浸润中益发矫健蓬勃,活力四射。

春雨潇潇,四野迷蒙。等候多时的官庄乡福泉村支书钟雄热情地为我们当向导,这位退役多年的老兵,对家乡的红色历史怀有特殊的情结。在主人的引领下,我们穿行在村中拔地而起的乡村别墅群之间,寻找当年红军留下的战斗足迹。

朱德军长赠送的铜脸盆

 

192910月中旬,红四军按照中央指示,“开往东江来与闽西互相呼应,取得很好的联络,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但中央来信迟到一个多月,敌我态势发生了改变。由于孤军深入,无群众支援,且敌强我弱,部队在连续苦战后,减员三分之一。第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等牺牲,遭受入闽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失败。11月中旬,红四军东进入闽,经广东平远抵达上杭,进驻官庄。风雨如磐,历史的脚步在一个特殊的节点,让福泉村一座普通的古民居和红四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位于村中一隅的钟氏祖屋,为福泉村钟氏16世祖接兴公所建,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古宅背靠馒头山,坐北朝南。虽然局部坍塌,但厅堂主体建筑和四周围屋都保存完整,占地面积约800多平方,气势不凡。84岁的钟昌培老人自幼生长在祖屋,长辈们口耳相传朱军长的故事,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

“那年农历十月挖地瓜的时候,很多红军来到村里。群众对他们不了解,都跑到山上躲开了。我父亲钟裕煌是个老实巴交、与世无争的农民,当时30多岁。他认为自家穷得叮当响,又住得偏僻,没什么好怕的。再说房子后面山连山,真有什么动静再跑也来得及。所以,红军来借房子住的时候,没见过世面的父亲很意外又很紧张。还好红军官兵都很和气,主动帮家里打扫卫生,有的战士还帮忙种田。家里把厅堂让给红军住,自家人都住到横屋里。红军战士在门口的大坪里架锅焖饭,看到附近有小孩,经常拿一些锅巴给孩子吃。

红军的卫兵把房子四周都戒严了,馒头山和几个地势高的地方都架了机枪。一些战士在家里拉电线、架电话机,几个指挥官天天在厅堂里看地图、开会讨论,这个时候谁都不让靠近。过了两天互相之间熟悉了,父亲母亲才敢和红军搭话。客家人好客,可家里没什么好吃的,只能把一些煮熟的地瓜、芋卵、腌菜端给红军吃。慢慢才知道中等个子、身体壮实、面色赤黑的是朱德军长,还有一个叫王良的师长。朱军长和王良师长的房间只隔着一道木板墙,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房门都不关,前后左右都有卫兵。那时候天气还不是很冷,很多红军就在正厅的地板上打地铺睡觉。”

钟昌培的堂弟钟昌森今年74岁,他接过了话头:“我的父亲钟裕才1915年出生,朱军长来时才14岁。父亲个子高大,头脑聪明,在江西瑞金读中学,朱军长很喜欢他。吃饭的时候常叫我父亲和他一起吃,朱军长吃地瓜不剥皮,说这样更有营养,父亲对这事印象特别深刻。相处一段时间后,父亲私下问朱军长他能不能当红军。朱军长考虑到他年纪太小,就说等过些年他长大了再说。朱军长在我们家住了个把星期,临走的时候,家里人眼泪汪汪都舍不得他走。朱军长看我们家的木脸盆很破烂,就把自己用的一个铜脸盆送给大伯做纪念。还叮嘱我父亲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后来我父亲成年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1949年在解放长汀的战斗中负责后勤粮食保障工作。

朱军长走了以后,武平钟绍奎的反动民团很快就从四面包围官庄。因为红军大官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大伯和父亲生怕受摧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搬到上杭湖洋乡的偏僻山村中安身,帮纸槽老板打短工维持生计。朱军长送给祖父的铜脸盆也被带到了湖洋。后来一直在我们家使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家里人害怕,送到公社收购站去了,太可惜了。”

记者现场勘察地形,钟氏古宅背后就是馒头山制高点,门前有围墙做掩护,进退有利。尽管当事人后代回忆的内容非常有限,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朱德率领红四军指挥机关进驻古宅的紧张气氛。福泉村位于三县交界处,当时邻近的羊牯、南阳、大禾等地都有反动民团武装盘踞,出击广东东江失利的红四军将士出于安全考虑,必须做到高度警惕、万无一失。如今,伟人早已远去,历尽沧桑的古宅依旧传颂着这段军民同心的佳话。

“红军总政治部”落款的标语

钟氏古宅是一座典型的“三进两摆”客家宗祠建筑,由于年久失修,风雨侵蚀,古宅左侧的横屋已经倒塌,长满了野草藤蔓。按照以往的采访经验,红军驻扎过的民房会留下许多宣传标语。我们仔细寻找,结果令人振奋。

在古宅第三进厅堂北面的后墙正中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大字红军标语:“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这条标语用魏碑繁体字书写,每个字高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笔划刚劲有力,书法水平不俗。落款为繁体字样的“红军总政治部(5)”;下方还有一条模糊不清的标语,依稀可辨是“遭匪灾的人民团结起来清匪肃患!”;后墙左下的弧形青砖矮墙上,另有一条“收缴粤军枪械”的标语。这条标语同样是魏碑繁体字,字形特别大,高约1.2米,宽约1米。这三条红军标语都是用白色的石灰水书写在青砖墙体上。

 

和青砖后墙相接的一面三合土墙体上,有一条用黑色墨汁书写的红军标语:“男女平等”,落款为“红军第四军(宣)”。据福泉村原支部书记钟国宝介绍,距离钟氏祖屋100米左右的另一座祖屋石灰墙上,原来也有一条墨汁书写的大字红军标语,上面写的是“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落款同样为“红军第四军(宣)。”遗憾的是这条红军标语已在近年危房改造中毁灭,仅存手机拍摄的照片。我们继续搜寻,在古宅西面的青砖墙体上,又发现了两条白色石灰水书写的繁体字大字标语,其中一条内容是“消灭钟绍奎匪部”,另一条是“打倒国民党”。这两条标语每个字均有50厘米见方,字迹基本清晰。旁边的三合土墙体上,另有黑色墨汁书写的四行标语,其中可以辨识的两行是“……消灭反动保安团,欢迎慰劳我武装”。

 

在古宅东面的三合土墙体上,再次出现了白色石灰水书写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的标语落款,可惜标语主体已经荡然无存。下方还有一幅落款“红军”的戏曲人物漫画像,描绘的是戴官帽的清官“包公”。古宅内外的墙体上还有许多标语痕迹,只是遭到人为或自然破坏,已经无法辨识。记者在近十年的采访调查中,第一次在闽西地区发现落款为“红军总政治部”的红军标语,其书写单位建制级别之高,出人意料,极具研究考证价值。

 

 

综合分析判断,钟氏古宅遗存的红军标语中,黑色墨汁书写、落款为“红军第四军”的标语(漫画),似为出击东江失利返回闽西的红四军部队在此驻扎期间所写(画)。至于“收缴粤军枪械”,是192911月驻扎于此的红四军所写,还是后来苏区时期,红军与进入闽西的粤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作战期间所写,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是,福泉村钟氏古民居遗存的红军标语,是党和红军在闽西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不同时期所写。至于标语写于何时、出自哪一支红军部队之手,这些历史之谜还有待党史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官庄地区长期直接面对以武平钟绍奎反动武装为主的“白色”势力,一度是红色武装和政权对敌斗争的一个“桥头堡”。这些红军标语充分证实,位于官庄集镇中心区的福泉村,先后有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指挥机关、红军总政治部领导机关进驻于此,必然上演过许多不为人知的风云际会。这些深埋的历史真相,随着古宅“高等级”红军标语的发现,将聚焦党史研究群体的目光,也将重新定位福泉村乃至整个官庄畲族乡在中央苏区创建历程中的特殊贡献和地位作用。

从福泉村走出的红军英烈

春雷从绵延的群山隆隆掠过,阵雨过后的田园村庄重新恢复了喧闹繁忙。回想90年前,当红四军的钢铁洪流经过福泉村时,播撒下燎原的革命火种,多少畲族热血儿女投身革命队伍,从此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命运。离开钟氏祖屋,我们在村中继续寻访,果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

 

花甲之年的村民钟洪炘是福泉村的致富能手,他一直珍藏着父亲钟清贵的革命伤残军人证书。面对记者的提问,钟洪炘情不自禁双眼含泪:“我父亲钟清贵1916年出生在福泉村,3岁时母亲病世,7岁时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寄养在叔母家里。1930年,年仅14岁父亲瞒着叔母,和堂兄钟森昌一起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父亲不到年龄就会参加红军,直接影响他的就是朱德军长。他生前多次讲过朱德军长住在接兴公祖屋的事,很自豪地说我们家祖屋曾经藏龙卧虎。因为父亲读过一、两年私塾,会认字,曾经在红四军第11师军医处任司号员,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父亲记得很清楚,参军第一年就扛着梭标参加了攻打长汀苦竹山反动据点和攻打长汀濯田的战斗。后来,他所在的红军又长期和武平钟绍奎的反动保安团作战。父亲很会打草鞋,动作又快又好。还会写毛笔字、画画,他说这些都是在红军队伍里练出来的。

 

193410月,父亲随主力红军长征,和邻近乡村的刘亚楼、杨成武等红军将领一起,走过了万水千山。翻越夹金山准备过草地时,父亲在西康境内的一次战斗中,左脚脚掌中弹,因为行动不便,又跌断了右大腿骨,后来被部队安置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家中养伤。伤势稍好后,父亲怕连累群众,拄着拐棍流落到四川境内,以乞讨为生。痊愈后替人打短工维持生计,他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尝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直到1948年上半年才从四川步行辗转回到家乡,与我母亲蓝有姑结婚成家。全国解放初期,听说王直将军回到才溪老家探亲,父亲特地走路去才溪,由老战友王直将军出具证明,证实自己的失散红军身份,1973年前后开始享受革命残废军人的抚恤。父亲的战伤留下了后遗症,湿冷天气就会发作疼痛,但他从不叫苦,他总是说,战争年代千千万万的战友都为革命牺牲了,他还有幸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个人再大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根据钟洪炘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了失散老红军钟森昌的儿子钟洪水。钟森昌1911年出生,年长堂弟钟清贵5岁。1930年,兄弟俩一起自动报名参加红军,家里人完全不知情。钟清贵年龄较小,当了号兵。钟森昌时年19岁,因为机智勇敢,曾经在红四军某部33营任班长。19326月,在江西安远地区的一次战斗中,钟森昌左手和左脚先后中弹,左手五指关节严重致残,因为伤残严重无法随军行动,在红军后方医院短暂治疗后,于1933年含泪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务农。以后,一直默默无闻耕种乡间,1973年开始享受三等甲级伤残革命军人抚恤。

记者查阅《官庄畲族乡烈士花名册》,出生于1890年的福泉村民钟树基,同样在1930年参加红军,曾经在新12军某部任战士,1932年随军作战后无音讯,1955年被追认为烈士。新12军是在原红12军(亦称老12军)的基础上扩编的一支红军劲旅,曾任新12军政委的蓝锡明烈士就是官庄乡树人村人,大批官庄地区的子弟兵都曾经在新、老12军战斗过。福泉村民蓝金台1912年出生,1931年前后参加红军,曾在新123410272班任班长,1933年在连城县湖洋地区与敌作战中牺牲。1955年被追认为烈士。

遗憾的是,由于现有历史资料的欠缺,我们一时没有得到更多的收获,大量不为人知的福泉村籍红军英烈的故事,仍然沉睡在时空的深处,等待有心人的挖掘寻访。站在官庄大桥上,眼前清波荡漾的汀江河奔流依旧,修复一新的千年妈祖庙肃穆端庄。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仿佛还在声声呼唤远去的红军亲人,和我们一起凝神谛听战马嘶鸣、军号嘹亮、红旗猎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