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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兆征县委书记

日期：2019/4/8        来源：龙岩长汀县老促会        点击数：

“失踪”的兆征县委书记

——寻访长汀县濯田镇老苏区干部王惠民的人生印迹

文/图      王  坚

他曾经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兆征县委书记，和原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朝夕相处；他曾经担任了四个苏区县的县委书记，撰写的工作报道被《红色中华》刊发；他曾经率领红军游击队在敌后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死里逃生后又投身地下革命斗争……然而，历史的烟尘淹没了原本清晰的人生轨迹，在无以言说的岁月里，他选择了服从和沉默，最终郁郁老逝于乡间。

王惠民，一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苏区县委书记，像突然“失踪”了，难见历史的真实记录。随着他的离世，一个具象的苏区干部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只留下那些耐人寻味的人生片断，在历史档案和乡间百姓口耳中记载相传。

四个苏区县的县委书记

王惠民，又名王慕豪，乳名马五子。1912年出生于长汀县濯田上坊村（今坝尾村）。1971年逝世于家中。幼年由于家境较好，1919年至1929年在当地私塾读书学习，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父被当作反动富农错杀。在此情况下，王惠民仍然选择投身革命洪流。

1930年1月至4月，王惠民按照当时苏维埃政权的相关要求，参加了濯田区苏少年先锋队。由于他文化程度较高，接受能力强，工作积极，先后被任命为山田乡苏文书、濯田乡苏文书、濯田区苏文书等职。1931年9月，在濯田区苏任文书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4月至9月，王惠民被推荐参加福建省委组织的青年干部培训，随后在福建省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省委代理秘书。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在革命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王惠民被福建省委任命为中共长汀县委组织部长。为适应当时开发新苏区的需要，工作出色的王惠民被福建省委派往宁化，于1933年5月至10月间任宁化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11月至1934年3月调任中共兆征县委书记。1934年4月至8月任中共长汀县委书记。1934年9月至10月，在福建省委任巡视员。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王惠民随留在长汀坚持游击斗争的福建省级领导机关和部队在闽赣交界山区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先后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宣传部长。由于国民党“清剿”部队大兵压境，红军游击队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王惠民率领一支游击队在长汀与瑞金交界的“跌死猫”高山中坚持斗争。最终因游击队被前来“围剿”的国民党中央军第36师宋希濂部冲散，无奈之下，王惠民只好秘密潜回濯田家乡。

遗憾的是，王惠民丰富的工作履历只能在其平反材料中记载，封存于当地档案馆。今天的濯田群众中，已无人知晓王惠民先后担任宁化、兆征、长汀、瑞金四个苏区县县委书记和福建省委巡视员的特殊“红色履历”。这一份光荣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在苏区时期严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中，只有始终铁心跟党、德才兼备、工作卓越的同志才能得到组织的高度信任。

《红色中华》留印迹

事出偶然，笔者在《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3日第二版查阅到了署名“王惠民”的一篇报道：《宁化全县主席加入红军   加强苏维埃对战争的领导》。报道称：宁化县为检查执委扩大会的工作，于三十号召集各区乡的主席联席会议。这会议经二天的讨论，首由宁化中心县委的党代表政治报告，迨至讨论扩大红军一题，即由各主席热烈发表意见，突有模范的淮土区主席首先报名“我当红军去，并领导一连人同去。”当场的掌声即如雷震似的响亮，继则有各主席“你报名”、“我报名”，而且同时承认领导一连二连一排一排的同去当红军，这是何等光荣啊！

这篇王惠民任宁化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亲自撰写的工作报道，被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足见其领导才干和工作成绩突出。尤其是王惠民担任兆征县委书记期间，福建省委与兆征县委同在汀州城刘氏家庙办公，得到了省委书记刘少奇的直接指导，工作成绩更加突出。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关键时期，《红色中华》1934年9月4日第四版以《兴国兆征两县红属代表大会同时完成   两县大会都议决许多具体办法以求实现模范公民条件   武装上前线的口号响亮的从两县大会提出》报道了兆征县的具体做法并获得《红色中华》报的通报祝贺。（原文摘录）：

……兆征县也另有六条规定：一，全县红军家属鼓动本乡本区的男子赤少队，首先是男子模范赤少队，即刻通过加入红军，时刻准备着武装上前线。自动要求军委下令把他们开到前线去，并要鼓励全县模范赤少队的家属“送郎当红军”，不要有一个人拖尾巴。又要宣传本乡本村的每个逃兵全部归队去。

二、全县红属要学习参加生产，除开学习犁田耙田，还要鼓励一些红属去学习做纸及其他工艺生产（尤其在城市中），又要联合本乡的群众每乡建立一个熬盐合作社。为了使得参加生产，每家里的小孩子，要找人抚养，在各村各屋建立托儿所。

三、全县红属除积极参加苏维埃及各种群众团体工作外，还要参加苏维埃的检举运动，查田运动及肃反运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及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分子。

四、全县红属要帮助苏维埃把借谷和土地税迅速集中和运输，要有九月半以前完成收集被毯与草鞋的数目。

一个妇女自动承认做八百双草鞋  两个大会的空气都是紧张得很，在兆征县苏的红属大会上对于募捐布草鞋的工作，特别踊跃。许多代表自动承认每区做几千双，在九月底保证完成。特别是有几个个别同志（如红鄞区的江仰青，汀市的马娣哩、范绍根；大埔区的温堂秀、满姑子等），争先恐后的承认做八百双、六百双、五百双、四百双，其他一百双二百双二百五十双三百双的也还有许多。

……本报向兴国兆征致祝   兴国兆征二县的红属代表大会，都已经继续着瑞金西江二县的红属大会而光荣的完成了。两县的红军家属同志们，本报敬祝你们大踏步的切实的走上模范的苏维埃公民的道路！

《红色中华》1934年9月8日第一版《扩红捷报》报道：……福建兆征、长汀二县有五百余名模范赤少队通过加入红军。当日第二版报道：兆征县在秋收借谷运动中，原定数额17000斤，超过了3504斤，总数达20504斤。9月13日第一版《扩红动员简报》载：兆征县截至十一日止，已送到补充团的新兵有一百九十九名。9月16日第二版《福建特别通信》报道了兆征县扩红运动的做法（原文摘录）：

……兆征是怎样成功的的？

兆征在九四检阅中执行了省委的指示，纠正了温必权同志规定以比赛为检阅中心口号的错误，直接地号召赤少队英勇的加入红军，由于准备工作的充分，所以在检阅前有些区的赤少队和赤少队干部首先报名加入红军，并且要在检阅大会来做领导。

在检阅中做了深入的动员工作。比如汀州为单位的检阅，他们派了得力的干部分别担任一个区的动员，最初召集干部会，会议上作了充分的政治鼓动工作，于是最好的干部首先报名的影响下，全体干部都报了名。这时接着就讨论怎样去领导队员？怎样去向别区赤少队挑战。并派出自己代表到别区赤少队去，又经党团员会议上的个别报名，然后全体通过。最后就开队员大会又作了一次政治报告，在讨论报告中来个别提名，结果各区大多都报名了，没有报名的个别分子也经过个别谈话中的说服解释工作，最后都自愿报名了。于是第二天的检阅大会上，三百多人全体举手加入红军，精神非常兴奋。晚上便举行演剧，省苏并慰劳了他们的猪肉。随后又进行了检举工作，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这一单位的动员完全成功。没有发生一次逃跑躲避的现象。

东陂区在赤少队检阅中，也完全通过了，队员回家后。区苏与各乡苏都开会欢迎，演剧会餐等造成了非常热烈的空气。所以没有一个新战士动摇的。都非常兴奋，只有一个新战士的老婆拖尾巴，这时各红军家属便立即来批评他，说服他，鼓励他，最后他不但不拖尾巴，并且还将一部分谷子去换钱给他的老公。在东陂的干部、红军家属和宣传教育机关都动员起来，群众互相鼓励要上前方去保卫我们的苏区消灭敌人。因此他们集中的数目，已超过计划七名。现在又有四十多人报名，他们再多五日超过六十名是有把握的。

    在短短的十二天时间里，《红色中华》连续大篇幅报道兆征县的全面工作，实属罕见，这也可以说是王惠民参加革命工作的“巅峰记录”。然而，主力红军北上后，留守长汀瑞金边界山区坚持游击斗争的福建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半年后，终因主要领导全部牺牲停止了工作。死里逃生的王惠民秘密潜回家乡。

“白皮红心”的特殊时期

由于王惠民身上浓重的“红色印记”，他在濯田家乡随时可能遭到不测。无奈之下，只好先寄身在邻村水头的姑母家中，以教书和行医维持生计。王惠民文化水平高，书法好，又有家传的中医技术，很受水头一带山村群众的欢迎。许多家庭还请他在家中厅堂的墙壁上书写古诗词和对联，至今还留下了他的墨迹。

时势所迫，脱离组织的王惠民为了生存，只好由姑母出面，利用宗亲关系，和濯田上坊（今坝尾村）的国民党保长王慕祥、王道隆等人求情，得到当地国民党政权允许后，才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按照当时国民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参加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人员必须填写“自新悔过书”，花钱购买“自新证”，才能获得“自由”。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高级领导干部，王惠民深知接受“自新”的政治代价，然而在当时生存为第一需要的情况下，他和大多数被俘的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工作人员一样，都迈出了这万般无奈的一步。

回归家中务农的王惠民等待机会寻找组织，他通过秘密交通线，与在永定闽粤边界坚持游击斗争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取得了联系，按照上级指示“隐蔽待机、保存有生力量”。1937年国共合作，根据当时中共党组织“白皮红心”的政策方针，王惠民打进敌伪内部，先后担任伪濯田乡上坊保保长、上湖保保长。后又担任国民党濯田区党部候补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与反动势力斡旋，暗中保护了一部分红军家属和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全民抗战爆发后，担任伪保长的王惠民也奉命征集当地青年参加国民党部队，开赴前线抗日。

王惠民处事公正，为人重义，文化和医术又高，在当地及周边村民中威望很高。但王惠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伪职经历”为自己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参加“闽西起义”

黑暗中苦盼光明，迭遭变故的王惠民在旷日持久的等待中希冀重回革命队伍。这一天终于来到。1949年5月，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政委、党代表的傅柏翠等人发动闽西义勇军起义，迎接解放。王惠民接到中共长汀地下党组织和武装负责人、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候补执行委员游荣长（解放后任第一任长汀县长）的指令，积极动员当地的民团参加起义，投入新中国的怀抱。1980年7月1日，退休干部王其从在一份证明材料中证实，王惠民在长汀解放前夕的真实情况。

1949年6月，在王惠民等人的动员下，濯田民团负责人王玉廷率部编入闽西义勇军独立第三团（团长为长汀南阳的黄慕贤），参与解放长汀战斗。王玉廷任营长，王惠民任文书，王其从任该营宣传员。当时因国民党胡琏兵团之“山峪”部溃退进入长汀境内。起义部队避敌锋芒化整为零，各自回乡。7月的一天晚上，月光皎洁，王惠民派王尔坤通知王其从归队到背头岭会合。当晚在戴坊村会合戴先宗部，一起开拨。在南山坝汇合另一支起义部队易启基部，经大埔、彭坊、安乐、清流，至归化（今明溪）驻地宿营。后起义部队准备攻打盘踞宁化的柯树廷匪部。部队从归化开往宁化泉上的途中，王惠民因突患疟疾无法行军，征得王玉廷、戴先宗同意，请假在当地群众家中治病。

不久，长汀解放，第一任长汀县长游荣长在汀城桥下坝询问王惠民的下落，王其从据实回答。没过几天，病愈的王惠民也回到长汀，与苏区时期的老同事、老战友游荣长再次聚首。征得时任长汀县工委书记饶良新的同意，王惠民介绍王其从在长汀县参加共青团的工作。随后，王惠民被新生的人民政权任命为濯田区工作队长，后相继出任三平区区长、大同区区长、策武区区长等职。

跌入人生低谷

正当王惠民意气风发、殚精竭力投身新中国的基层政权建设之时，突然一纸诉状把他打翻在地。建国初期，王惠民奉命带领民兵和剿匪部队在长汀县境内剿匪，得知土匪头目的“押寨夫人”林大嫂是永定籍的一名被俘女红军。王惠民与林大嫂有着相同的人生遭遇，深知其委身匪穴也是出于无奈。便设法与其取得联系，希望她动员土匪头目下山投降、弃暗投明，以减少剿匪部队的伤亡。

出乎意料，一些居心叵测之人把王惠民与“土匪婆”有来往之事具状上告，同时把王惠民按照组织指示“白皮红心”担任伪职一事也一并上告。当时正是“镇反”高峰期，王惠民当即被撤消区长职务，调县人委、保险公司、汀州医院、松香厂任一般干部。1957年，王惠民在“审干肃反”运动中因“历史问题”，经中共龙岩地委五人小组决定，以“反革命分子”论处，被开除公职，判处劳动教养，1962年才被释放回家。1966年“文革”开始，王惠民再次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1981年4月，中共龙岩地委落实起义政策领导小组才正式下文为王惠民“摘帽”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而此时，王惠民已含冤去世10年了。

许多熟知内情的人对王惠民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福建省少先队总队长王锦标，和王惠民同村同宗，又是同时代的苏区高级领导干部。1934年下半年，福建省委办公地点设在兆征县，王锦标亲眼看到兆征县委书记王惠民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刘少奇一起研究工作、同住一间室、同吃一锅饭，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但后来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王惠民却被戴上“反革命”的高帽被游街批斗。感慨之余，王锦标却也爱莫能助，他本人也受到了运动的冲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相同命运的又何止王惠民一人。

（作者单位：长汀县老区建设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