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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生涯中难忘的一段“父女”情缘
日期：2017/6/12 来源：厦门市老促会 点击数：
我的知青生涯中难忘的一段“父女”情缘
（剑凌）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我近三年的知青生涯中，与村民李老伯结成的一段“父女”情缘，尽管时光流逝，岁月无情，但李老伯的音容笑貌总时常在我眼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973年底，我和厦门六中72届高中同学响应党的号召，听从召唤，同全市的知青一起上山下乡到厦门郊区。我和部分知青来到位于厦门与漳州长泰县相邻的仙灵旗山下的灌口镇坑内村插队,我和陈美玲、庄雪菲同学安排在一个队。没有知青的住房，村干部安排我们住到村民的老屋，下乡插队的第二天，我们就随着村民下农田干活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过起“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农夫生活。有一天中午，村里的一个妇女带着一位60多岁的面目慈善、和蔼的老大伯来到我们住处，说要请我们知青帮助他给海外的亲友代写封信，当时，我就自告奋勇地拿起笔帮老伯写。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伯名叫李审四，是从东孚东瑶村过来的，那个妇女是他的女儿，前几年嫁到坑内村，李老伯和他的女儿都是大字不识几个。因此，从那以后，李老伯几乎每个月都到坑内村的女儿家来，也到我们的住处聊天或帮他代笔写信。这样经常往来，我们就与李老伯逐步熟悉起来。我感到，老伯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讲起话来确是头头是道。老伯对知青下乡插队，接受再教育的工作能够理解和同情，他时常对我们说：你们学生妹从城市到农村来插队，参加农业劳动很不容易啊！就因为我经常帮李老伯写信，老伯对我的印象较深，每次来到女儿家都要到知青住处找我，有时他还带来自己煮的豆瓣酱、炒花生等小菜送给我们女知青分享，尽管就只有一小瓶，但老伯的深情厚谊我们都领了。李老伯对我们知青的关爱，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觉得他是位可尊可敬的长辈，就这样牵出了一段“父女”情缘。有次，我被借调到区民政局（知青办）帮助工作，下乡到东孚镇东瑶村收集典型材料，正好经过李老伯的家，走进他那简陋的房屋，我看到的是一贫如洗的寝室，家中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这在当时的东瑶村还是为数不多的。我向老伯的乡里乡亲了解后知道，他是早年到海外谋生，解放初从海外归国，带着妻子回到家乡东瑶村，生下唯一的女儿后，妻子就病故了，那时年已不惑之年的老伯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带大。尽管生活是如此艰辛，家庭经济是这样的拮据，老伯每天还是乐呵呵的，总是说村里干部和乡邻对他很关照，他很满足。他对我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要在旧社会向他这样的孤寡老人早就饿死了。我被老伯对党的朴素情感和感恩之心所感动。老伯经常用朴实的言语鼓励我，要学会吃苦，好好接受锻炼。1975年12月，我被抽调到位于漳州九龙江的“江东引水工程指挥部”灌口民兵营当通讯报道员，时间三个月。当李老伯得知我春节期间也要在引水工地上坚守岗位时，居然在春节前夕冒着腊月的严寒风雨，从东瑶村步行几十里路到达角美镇，然后乘火车到江东引水工地的灌口营部驻地来看望我，且没有事先告知，使我感到很突然又惊喜万分，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当时，营部领导和知青战友都对李老伯关爱知青的行为称赞不已。1976年7月，我被调回厦门市第九中学当教师。李老伯便就成了我们家中的常客，大约二、三个月下来一趟到我家中走走。我那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刚开始对我能够与老伯保持着联系，并且亲热似自己的家人，感到不可理解。因为，有一次李老伯提出要与我相认“干女儿”，我回家告诉曾经当过教师后来到某企业当政工干部的母亲，她认为还是保持现在这样的关系。后来他们听到老伯的热情朴实言行，看到我们亲热的交谈，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就连平时较沉默寡言的父亲也与李老伯交谈得很热火。1978年2月我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在校学习四年期间，老伯常托人写信给我问寒问暖，给予我极大的精神鼓励。每次寒暑假，只要我有返厦，他都到我家来一趟，有时我也到东瑶村看望他。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厦门市委组织部工作，不久就被派往同安洪塘镇下乡调研四个月。这时，接到李老伯请人写来的信，说他生病了，很希望我能够前往东瑶村看望他一下。我得知后心急火燎，真不知咋办才好。因为刚到下乡工作的村镇，不好向组织请假，再三考虑后，到镇邮电所给李老伯寄了点钱。但在不久后，就是那年的清明节前夕，李老伯因病去世了，这是过后我才知道的。因为老伯是“五保户”，他的丧事由村里处理了。对此，我感到十分内疚。
这段特殊的“父女”情缘，从1974年一直延续到1982年4月李老伯去世，前后八年。时间虽不长，却是我青春时代遇到的最美好的、最淳朴的“亲情”。虽不是血脉相承的亲人却胜似亲人。现在我回眸往事，总觉得这是人世间最朴实无华的，是我今生铭记在心间的永恒的回忆。
厦门市老区建设促进会：林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