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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老区基本情况（三）

日期：2011/3/13        来源：本站        点击数：

福建老区在战争年代的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福建早在1925年4月就建立了直属中央的共青团组织，翌年先后在厦门、福州、莆田、永定等地组建了中共地方组织，投身大革命洪流，致力于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国民党右派率先在福州、厦门发动了“四·三”、“四·九”反革命事变，抓捕1305名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其中569人遭杀害。

1927年12月成立了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统一领导了福厦两个中心市委及全省工农群众运动。自1928年3月起，党在闽西领导了四大暴动，掀开了福建农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入闽。“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于1929年12月28-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从此，中国革命“成功从这里开始，胜利从这里开始”。古田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地位非常重要。

“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在1930年至1932年四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围剿”中，建国后授勋的十大元帅就有8位在福建的建宁等地指挥过战斗。“百万工农齐踊跃”，“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取得了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福建老区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并投身革命。素有“九军十八师”而著称的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至1934年就有80%左右的青年男子参加红军。其中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的有46户，4人的有7户，5人和6人各有1户，父子一起当红军的有9户，兄弟当红军的有231户，叔侄当红军的6户，夫妻一齐当红军的有9户。1933年6月，上杭县才溪区、长汀县红坊区被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评为扩红“模范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建全省参军参战达15万余人。其中，宁化县当时总人口只有13万，参军参战的就有1.37万人，占10%。

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前的峥嵘岁月里，福建老区人民把最优秀的青壮年送去当红军，把最好的粮食送到前线去，把口袋里仅有一点钱毫无保留地拿出来支援苏维埃政府，踊跃购买公债。其中，“汀州府”（今长汀）被誉为“红色小上海”；而宁化老区人民源源不断地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提供了“千担纸、万担粮”（筹集10万银元、15.56万元苏区货币、50万多公斤粮食、布草鞋11492双、军衣百套），被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认定为中央苏区的“乌克兰”（即中央苏区的后勤基地）。闽西北、闽北、闽东、闽南、闽中等各地老区人民也都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革命。据史书记载，原中央苏区所辖的福建省、闽赣省的宁化、长汀、上杭、兆征、汀东、新泉等县，仅1934年6月至9月间就为红军提供粮食109.868亿斤、筹款17000余元、草鞋1700余双、斗笠近20万顶及其他军用物资。

福建的长汀县、宁化县是中央主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两个始发地。近3万名福建子弟兵参加了长征，占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初始总数8.6万人的三分之一以上，为长征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其中由闽西健儿组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内有一个团是纯宁化籍的战士）6000多名指战员，担负着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总后卫的重任，在突破湘江的惨烈鏖战中，与数十倍于已的强敌展开了殊死搏斗，绝大多数壮烈牺牲，成为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幕。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近3万名福建子弟仅剩下2000余人，这意味着长征路上平均每一里地就有一名福建子弟兵为国捐躯。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勇献身，如果没有成功突破湘江，中国革命历史将可能改写。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主力红军被迫长征，留在福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组织和近2万名红军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恶劣环境里，独立领导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建立了闽西、闽北、闽东、闽中、闽赣边、闽粤边6块游击根据地，占当时南方八省15块游击根据地的2/5，撑起了南方三年游击战的“半边天”。由方志敏、寻淮洲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6000多人从1934年7月起血战闽浙赣边区，大部壮烈牺牲，余部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同时，福建子弟兵5600多人奉命分别由闽西、闽粤边、闽赣边、闽东和闽中集结，组建为新四军第二、三支队的四个团又一个营，由张鼎丞、谭震林（后为粟裕）、张云逸、黄火星、卢胜、饶守坤、叶飞等带领北上抗日，占新四军初创时期总兵力八个团1.03万人的一半以上。他们驰骋大江南北，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来自南方的模范部队”。著名的京剧《沙家浜》就取材于来自闽东抗日健儿三支队六团36名伤病员在苏南智斗敌伪的感人故事。而在福建本省，在省委领导下始终坚持“抗日反顽”、保持战略支点的斗争。坚持在闽中、闽东、闽南沿海的各抗日游击队，对日寇两度大规模侵犯福州、厦门地区的暴行不断进行反击，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其中由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实施的福州琅尾港伏击战，击毙日酋田中岛中佐等42人，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地处闽西北的永安，作为福建战时省会，羊枣、王亚南等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创造的永安战时文化，旗竖中国东南，对全民族抗战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与当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文化名人云集的桂林和革命圣地延安并驾齐驱。而被邓颖超大姐赞为“国宝”的厦门儿童抗日救亡剧团的少儿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福建党组织在环境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武装自卫斗争。至解放前夕，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和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发展到数万人，频频出击，打击敌人，有力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全福建，其中独立依靠当地力量解放的县城就有30多座。同时，福建老区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援解放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时期，福建全省仅1949年8月至10月就提供粮食4000万斤以上、柴草6000万斤左右、军鞋1万双以及食油、食盐等，供应解放大军，出动支前民工100人万左右、船只3000条以上，另有泉州中心县委和莆田县委募集的黄金177两、美元8400元支援解放事业，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福建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在闽西，有100多个乡、13万农民顽强地坚持保田斗争，基本上保留着20多万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到的胜利果实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同时，福建老区人民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在闽投入30多万陆军和地方保安部队以及海、空军进行全面“清剿”。在国民党军队的“三光”政策下，苏区的村庄一个个被烧成断墙残壁的废墟，山沟、路旁横倒着被残杀的老幼尸体。据不完全统计，福建全省为革命牺牲的老区群众和死难烈士达20万余人（其中仅龙岩市经国家民政部确认的在册革命烈士就有23650名，无名英雄不计其数）。被毁灭的革命基点村达2841个，被拆毁、烧毁或被迫并村而倒塌的房屋共45万多间，被杀害群众达42万多人，被抢耕牛5万多头。以致“清剿”区内出现当年记者所描述的“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的惨景。全省人口1935年比1934年骤减55.27万人，而抗战期间全省人口减少了100多万。其中，闽北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苏维埃时期总人口只有14.4万，被敌人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34697人、因饥饿疾病死亡者21885人、在册革命烈士2852人，三项合计占总人口的41%，而被抓、被迫背井离乡的还有8463人，被毁灭村庄549个，被烧毁房屋22564间，被抢杀耕牛5436头，至1949年全县人口仅剩6.9万人，锐减7.5万人。总之，福建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