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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七一”，学习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日期：2016/8/1        来源：泉州惠安县老促会        点击数：

【人民论坛编者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95年风云激荡，一代代共产党人以无畏的奋斗、无私的奉献、无悔的牺牲，写下了一部精神的史诗。在建党95周年之际，我们挖掘“红色资源”、重温“红色记忆”，感受共产党人的理想之火、信仰之光，汲取永葆生机、不断前行的强大能量。

“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力量①

　　“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1930年5月，毛泽东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几个问题问住了当地干部。走访当地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与群众一起劳动、谈心交流……基于这次著名的“寻乌调查”，红军将城市政策定为“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纠正了“左”倾错误，也解决了供应难题。

　　“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95年来，从“砸烂一个旧世界”的革命党到“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执政党，“调查研究”是一贯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根本的思想路线。当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县而是2800多个县，当我们面对的不是141家商铺而是GDP达67万亿元的经济体，这样的“红色传统”仍然至关重要。

　　求“是”的前提是见“实”。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手机，不出门也可以“尽知天下事”。不过，“打打电话、发发微信，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来的“知”，终究少了些实实在在的感知，也少了些人无我有的发现，更可能听不到那些“沉没的声音”、看不清那些“模糊的背影”。1961年5月，周恩来在河北伯延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真实情况，伯延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俯下身子、“眼睛向下”，有了这样老实的态度，才能做好调查研究，才是真正实事求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客观、全面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陈云曾说，“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上世纪30年代末，为了了解敌后根据地党的建设情况，他先后找9个乡的党支部书记谈话，边谈边记，反复谈了多次，直到把有关情况彻底弄清为止。陈云一生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体现着共产党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思想精髓。

　　人的认识，难免有片面之处，这就更需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彭真曾以“八面树敌”，来形容问题解决的过程：不但要看好的、有利的方面，还要有意识地从反面考虑，看到不利的方面，充分研究各种不同意见是否有道理。正确而全面的认知，往往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当思想观点经过多次“否定之否定”的淬炼，做出的决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改革开放前夕，习仲勋深入广东基层调研，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耕地，感叹“解放29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以此为契机，他带领广大干部找到了经济恢复的突破口。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仍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常、广泛、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唯有不断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才能为做好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信仰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力量②

　　对于共产党员，“党”意味着什么？党史上许多党员的“寻党”故事，正是对这个问题感人至深的回答。

　　长征开始后，在一次突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漆鲁鱼，一路行乞寻找党组织，从瑞金来到汕头，又辗转到上海，直到1937年10月才在重庆找到党组织。闽东苏区失陷，曾志从福建找到广州，后来又到上海，“尝尽了失群孤雁的辛酸苦辣”，历时20个月终于重新“投进了党的温暖怀抱”。大将许光达誓言“死不退出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两度与党失去联系，两度重新找到党组织。这些共产党人，以坚定的意志、不懈的追求，刻写出对党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守。

　　习近平同志将共产党人的信仰，形象地比喻为“总开关”。的确，信仰是内心深处的追求和坚持。思想上坚信不疑，所以意志上坚韧不拔；灵魂中坚实熔铸，所以行动上坚定不移。革命年代，信仰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和平时期，信仰则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正是坚定的信仰，让血肉之躯拥有了超越艰难险阻的力量；也正是忠诚的信仰，让境界因之提升、人格因之升华、事业因之兴旺。

　　一些普通党员，也有着矢志“寻党”的经历。河北新乐人王建国，1947年复员还乡时丢失了党组织关系。为证明自己是党员，他从河北步行到南京和上海找先前的领导。直到1998年恢复党员身份，50多年他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还郑重攒下一笔党费。江苏泗洪的张道干，1946年因为党支部遭到敌人破坏失去党籍证明，直到2015年才重新找到入党介绍人，为恢复党籍他等待了近70年。无论是革命烽烟中，还是在建设年代里，于选择的征程上坚定不移，于追寻的道路上无怨无悔，正是“信仰”二字的最好解释。

　　大浪淘沙，惟真信仰不会被黑暗吞没。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世道人心的真理。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坚守与解构、担当与逃避、奋进与堕落，交织碰撞在所难免。有人抱定“一切为人民”的信念，也有人不问马列问鬼神；有人以“愚公”自励，也有人脚踏两只船、哪边有利倒向哪边。有信仰与无信仰，结果不同；假信仰同真信仰，落差更大。作出正确的选择，坚守高尚的信仰，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考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是理想屈从现实还是理想指引现实？95年过去，许多志存高远的青年，作出了与前辈一样的选择。他们或是聚拢在“青马班”“马研会”中钻研经典著作，或是寻访老党员、老战士体悟红色作风，或是重走长征路、重走“赶考”路，他们用致敬前辈的“寻党”行动，把信仰的旗帜舒展在内心深处。弄潮儿向涛头立，接过前辈的信仰火炬，烛照青年的奋进之路，青春中国才能写就新的传奇。

　　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有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磨砺信仰的风骨，笃守信仰的选择，我  们一定能沿着95年的光荣之路，抵达憧憬已久的彼岸。

“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

         ——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力量③

“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瞿秋白唯一的女儿瞿独伊，后来成了一名记者。追随着父亲的脚步，追寻着父辈的信仰，她见证并记录了中国共产党95年风雨历程。“红色家风”的浸染，让老一辈革命家与子女们，同构一脉相承的“红色气质”。

　　“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大家与小家、家事与国事，在“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的辩证统一中，寄托着个人情愫，也映照出家国情怀。我们从“家”的精神母体中孕育而生，身体与精神都打上了“家”的烙印。在人生的每一步，家风都会释放出沉潜的影响力，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传递给更多人。

　　95年的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树立的醇厚风气、沉淀的优良传统，已成家风表率。习仲勋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要求他们“夹着尾巴做人”；焦裕禄教育女儿，“你不能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高人一等，你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杨善洲严格“公车不私用”，女儿陪他看病也不能搭“顺风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谆谆家训、磊磊家风，奠定子女成长的思想基础，更塑造整个社会的气质品格。

　　家风不正，党风难清、政风难净。2015年中央纪委发布的34份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就有21人违纪涉及家属、亲属。那些要求商人“带儿子”、制造“权钱交易所”的案例，已成为“一人不廉，全家不圆”的典型。毛泽东把长子毛岸英交给彭德怀，作为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战士；李先念在饭桌上严厉训诫子女，“你们谁要经商，打断你们的腿”……对比有点“人脉”和“面子”就要给家人用上者，更可见“齐家”的意义与境界。

　　1962年，万里将18岁的儿子送到河南农场，临行前赠言：“我来自农村，现在你又回到农村，从此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当农民的儿子，我觉得是件高兴的事！”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回忆：“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其实，党员干部家风的建设，或许就是“不忘初心”四个字，恰如陈毅写给女儿的诗：“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

　　对党员干部而言，家庭需要珍惜、亲情应该守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以权利家”。相反，最好的教育、最深的爱护，正是以清白的家风涵养向上的气质、以质朴的家风培育刚健的品格，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成才。滕代远曾听警卫秘书说，在学校看到三个孩子“拼爹”，因而下决心将孩子迁读普通学校，并送到农村锻炼。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曾建议全党读读《触龙说赵太后》，感受“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提出的正是“怎样才是爱子女”“怎样才能正家风”的问题。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传承红色基因，把家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才能以家风促社风、正民风，让惠风和畅、天朗气清。

       “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

        ——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力量④

上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新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积极寻求农业生产新思路，并没照搬延安等地大规模垦荒的老办法；1958年秋，习仲勋率工作组考察西北，当他看到敦煌县实行人民公社“十包全供”时，立即提出批评：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生产力。

“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习仲勋的两则小故事，映照出老一辈共产党人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守，也启示人们必须警惕思维固化，重视“使思想活泼起来”。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今天的少数领导干部，虽言必称“深化改革”，但文必寻据、行必问典，往往习惯于在思想上坐享其成，在行动上墨守成规。有的人甚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过时”。这种倾向，十分危险。

思想破冰，行动才可能突围；思想前进一小步，行动才可能前进一大步。近期，许多人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大型文献纪录片《筑梦路上》。回望95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闯关夺隘、不畏险阻，一步步引领中国迈向复兴。试想，如果一味教条僵化，怎么可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之路？如果缺乏思想解放，又岂能使出关键一招、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解放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总阀门”。

旧思维无法应对新问题，往往“思路一变天地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生活中，固化的经验、观念惯性强大。一位科学家用玻璃板把大鲨鱼和小鱼隔开，大鲨鱼欲捕食小鱼但屡屡撞到玻璃隔板；一段时间后悄悄移开隔板，大鲨鱼却不再攻击小鱼了。可见，如果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情境，甚至形成思维定势，便可能错失近在咫尺的新机遇。

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也是“思想懒汉”的病症。首位荣获科学界巨奖“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王贻芳，经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你做的这个有什么用？”他由此对比发达国家，感慨基础研究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比“经费投入不足”“研究积累薄弱”等更可怕。“自井中视星，所见不过数星”，眼界狭隘、缺乏远见，何谈战略思维？这势必误导人滑向自我封闭。

保持思维的灵动、开阔，尤需涵养开放心态。史学名著《罗马人的故事》，试图引人探寻文明兴衰的奥秘：罗马人的技术、经济等在当时均非一流，何以能打败强敌，建立庞大帝国？作者给出了一个答案：开放。回溯人类文明史，那些在思想上保持开放进取的民族，总能向上拔节、快速成长，而封闭保守、因循守旧者，只会一再品味失败。

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怎样的观念，便成就怎样的格局。赓续红色传统，矢志改造主观世界、突破思想桎梏，我们才能推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不断跃升新的台阶。

“批评我们就是帮助革命”

  ——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力量⑤

1978年秋天，广东惠阳地区的一位基层干部，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批评信。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习仲勋不仅很快回了信，还将信转发各地，并委托省委一位书记到惠阳出差时与写信者面谈，推动解决来信反映的水利问题。不要怕听刺耳的话，习仲勋对待批评声音的态度，仍值得细细体味。

　　古人讲，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一认则两过都无，一不认则两过不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假如身上有缺点、行为有过错，不要怕被别人批评指出。接受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最终两过都无。抗日战争时期，一位老乡针对部队个别同志没有认真执行群众纪律的问题，给军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毛泽东听说后，认为这是天大的好事，并鼓励群众多提意见，批评我们就是帮助革命。有容得下尖锐批评的胸襟，才能成就水唯善下能成海的伟大。

　　很多时候，群众的批评、抱怨可能不甚悦耳，背后却是他们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蕴藏着他们对解决问题的殷殷期盼。当年，周恩来前往河北邯郸伯延公社调研，农民张二廷直陈浮夸弊端，火药味很浓。周恩来听完后，却动情地说，你是敢讲真话的人，咱俩交个朋友。其实，所谓尖锐的批评，无非就是言辞犀利一些，态度不留情面一些，问题提得鲜明一些。从改进工作的角度讲，这样才能更好地红脸出汗，最终治病去疾。

　　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这就更需要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及时吸纳建设性意见，及时廓清模糊认识，及时化解怨气怨言，及时引导和纠正错误看法。

　　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陈云说过，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他自己特别喜欢听坏话，原因就在于，坏话其实大部分是老实话。是写字台上的头条新闻。的确，理不辩不明，反对的意见、刺耳的声音，往往是问题的听诊器，改进工作的良方，也许一时有碍所谓的面子，但有利于从多个角度考量，让决策在交换、比较、反复中更为缜密科学。如今，步入改革深水区之后，利益诉求多元、思想观念多样，更是要求我们能够包容不同思维，善于打捞沉没的声音，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求取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不可否认，仍有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所谓的耳根清净，不善甚至不敢、不愿倾听群众的批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值得所有人认真记取：对于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

  　　　　　　        ——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力量⑥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贺龙给党员干部上过一堂生动的党课。课上的“教材”，是一碗小米、一双新布鞋和一碗装了条活鱼的清水。粮是百姓种的，鞋是群众纳的，道理不言自明，“党要想在敌后扎下根，打败日本鬼子，就必须像鱼儿离不开水那样，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

1958年7月，周恩来在广东新会视察。一到新会，总理就嘱咐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在礼堂作报告时，群众很热情却被拦在会场门外，总理笑问：“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

　　贺龙讲党课用心良苦，周恩来“零距离”以身作则。一言一行，映照出的，正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红色传统。95年来，得益于这样的“接地气”，我们党栉风沐雨、不断前行。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走过95年风雨历程，“人民”是不能忘记的“初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如何保持“人民”印记不掉色，是共产党人需要时刻检视的重大命题。

　 上世纪90年代，云南宁洱芭蕉林村有村民赶街，看到店铺里灯泡明晃晃，就买了个回去想换下家里的煤油灯，可挂起来后却不见亮，问了老书记杨善洲，才知道还得通电。这件事，对杨善洲触动极大。不久后，他多方筹措帮芭蕉林村通了电，让村民买的灯泡亮了起来。“百姓谁不爱好官”，为什么？正因为好的领导干部，会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将这样的向往变成现实。也许只是一盏灯，也许只是照亮一间房，但你把群众放在心里，群众就会铭记你一生。

近年来，从改进作风到简政放权，打掉了隔开党和群众的“无形的墙”。然而，少数人还是“跑偏”了群众路线。有人不会联系群众，话说不下去、身子俯不下去，难以看到真民情、听到真声音；有人不愿联系群众，觉得跑基层不如跑上层，甚至视群众的批评为“鸡蛋里挑骨头”，以群众的诉求为“这山望着那山高”。作风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出现“霸王别姬”的时刻，这样的警醒，全党当时时铭记于心。

　　当年，毛泽东敬称参加调查会的基层同志和普通农民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还表示要“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流击水，更需“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不管是关于网络租约车的建言献策，还是围绕“禁摩限电”、菜市场动迁的理性讨论，能否充分吸纳群众意见、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直接关乎改革方向、改革效果、改革成败。因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家有“鸦飞不过的田产”，却打着赤脚跟农民铲草锄地，彭湃成为“农民运动大王”；谷文昌防风治沙，荒岛变绿岛、宝岛，福建东山岛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共产党员写下“誓与大堤共存亡”生死牌；2003年抗击非典，医护人员舍生忘死，留下“护士长日记”……红色记忆里有不朽传奇，而这个传奇的核心，就是两个字——人民。

（惠安县老促会办公室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