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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战略支点” 致力福建抗战

日期：2015/9/24        来源：本站        点击数：

保持“战略支点” 致力福建抗战

——闽浙赣边区党组织八年抗日反顽历程

许 集 美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而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块游击区党组织高举抗日旗帜，并赋予南方党组织保持革命运动“战略支点”的长期战略任务。

中共福建省委是在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后，以闽北、闽东、闽中三块游击区党组织为主，于1938年6月成立的。它所领导的基本地区，被省委书记曾镜冰称为“三不像”、“三像”地区，即“既不是解放区，又不是大后方，也不是沦陷区”。这种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抗日与反顽自卫双重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团结各界，唤醒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抗战时期党的重要工作。闽浙赣边区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各级党组织派出党员参与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运动的“发起人、宣传者和组织者”。

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是国民党福建当局唯一允许在城市公开活动的有中共背景的机构。办事处主任王助、副主任范式人（对内是办事处书记）。他们还分别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8年8月，成立福州工委，由办事处直接领导。办事处先后恢复了魏然（张立）、李刚等老党员的组织关系。继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秘密发展了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梁真、高力夫等一批新党员。同时，派党员郑挺、舒诚等筹建了“民先队”福州总队。该组织成员自愿接受中共领导，形成了组织严密的群众性抗日救国组织。是年底，福州城市党组织“已有党员百余人”，成为福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和永安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中坚力量。

新四军福州办事处通过统战关系，派遣人员进入当地抗敌后援会和救亡团体，开展救亡活动。福州地区最有影响的救亡团体，如福州青年会民众歌咏团、城内民众歌咏团、省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第十四分队、第三十一分队和战地妇女宣传队、抗敌巡回演剧队，都是在办事处秘密领导下展开活动的。由王助秘密发展的党员项德崇（项南）吸收当地青年，组建长乐“明天剧咏团”，以演剧和歌咏形式进行抗日宣传。福安、连江等地党组织推动了当地救亡活动的蓬勃展开。

办事处还通过创办报刊，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发动全民抗战。《战友》，是原福州革命青年组织“大众社”成员何思贤、王一平与卢懋榘、高力夫等人共同创办的抗日救亡刊物。这些成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后，在福州办事处直接领导下办刊，《战友》成为一支抗日救亡的强劲号角。1938年5月，金（门）厦（门）沦陷后，福建省政府机关内迁永安，福州各单位也相继搬迁到闽北、闽西北山区各县。王助通过福建省第二行政（南平）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夏明钢的关系，安插王一平到专署任秘书工作，并秘密成立了南平工委，书记陈公生。随后，南平工委改设闽江工委，负责南平、永安、沙县、建瓯等城市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8月，在省教育厅任职的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员陈培光，邀集进步青年、爱国记者，通过知名经济学者章振乾，创办了抗日救亡报纸《老百姓》，揭开了永安创办抗日进步报刊的序幕。南平工委成立后，陈培光任工委宣传部长，着手《老百姓》报改版。该报社址、对外通联和编辑仍设在永安，陈公生负责编务；编排印刷则移至南平，工委统战部长王一平负责印刷发行。改版后的《老百姓》报，销数增至5000多份，其中4000份从永安转发全省各地。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老百姓》报被当局取缔。为坚守抗日文化阵地，王助派高力夫到永安，与先期到永安活动的党员接上关系；福州工委书记郑挺，每月到永安与高力夫接头一次，传达工作指示。留在永安的中共党员以职业为掩护，在党组织单线领导下，通过不同渠道进入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工委组织部长卢懋榘担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现代青年》很快成为热销东南各省的青年抗日救亡读物，是永安抗日进步报刊的一面旗帜。1940年4月，撤退城市“红”干部过程中，王助将卢懋榘、陈培光等人撤往省委机关工作，并指示由他单线联系的党员刘子崧通过黎烈文关系，安排党员卓如接替卢懋榘担任《现代青年》主编，坚持了这块文化阵地。

1940年2月，受王助指派秘密党员萨一佛创办了《战时木刻》画报，并担任主编。画报创刊初期是“在卢懋榘指导下进行工作”，是改进社颇具特色的通俗画刊，以木刻为主，刊有故事画、漫画、连环画、木刻画作品。作品以抗战为主要题材，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大众欢迎，成为永安进步文化书刊中别具风采的文艺轻骑兵。

在莆田，闽中工委通过爱国人士出面，组建“时事研究会”，先后创办了《时论》、《抗敌知识》、《永生》、《总动员》四种刊物，宣传共产党全面抗日主张，针砭时弊，传播抗日消息，抨击片面抗战，动员各界民众奋起救亡，产生了重大影响。福清中心县委派出党员进入县乡各级抗敌后援会活动，在《融报》开办救亡期刊《原野》，发行到全国14个省市及香港、印尼泗水、印度加尔各答等地；举办了抗日演讲、教唱抗战歌曲、歌咏漫画游行和代写抗战春联等活动。长乐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刘润世，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单线领导的秘密党员，以其合法地位，广揽人才，创办《抗敌三日刊》，组建抗敌剧团，举办了多期战时民教和抗日自卫队干部训练班，对全县青壮年进行军事轮训，为沿海武装抗日积蓄力量。闽清、仙游、平潭、连江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泉州，以李刚为书记的晋南工委和泉州中心县委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核心作用。工委派从南洋归国的老党员辜仲钊，通过国民党元老秦望山的关系，掌握了“晋江县抗敌后援会”实际领导权，仅慰劳团就下设了13个剧团，分布各地进行宣传活动。随后又通过统战关系，派党员成立了“泉州文化青年抗敌后援会”和服务团、“晋江县妇女抗敌后援队”、“晋江抗敌会直属宣传队”等，并派出党员郭庆云（即李铁）、邓贡直配合爱国报业人士，共同掌握《泉州日报》编务权，创办了《青年战友》、《抗敌导报》、《福建导报》等很有影响力的救亡期刊。惠安、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地救亡运动也随之开展。纪念抗战一周年当日，泉州53个机关和文教单位出动近7000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漫画和歌咏宣传大游行，把泉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940年夏，驻厦日军出动航空母舰、大型军舰掩护日伪军突袭深沪湾的永宁、崇武两地，烧杀淫掠，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七.一六”惨案。一批从养正中学毕业后隐蔽在安平中心小学、俭德、铸英、养正小学四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组织学生晨呼队，每天清晨高呼抗日口号，把坚持抗战的信念深植民心，在泉州、同安、安海等地公演抗日话剧，引起社会轰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养正小学抗敌剧团和晋江二区（安海）抗敌剧团”。剧团还与当地救亡团体一道举办了歌咏大会，公演《黄河大合唱》，传唱《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推动了泉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发展。

（二）发动民众，组建武装，开展沿海抗日斗争

    福建虽然不是抗日正面战场，但在福建沿海面临随时可能被日军侵占的形势下，按照省委部署，各级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着手筹建抗日武装，为沿海抗日做准备。泉州中心县委通过抗敌后援会，派老党员粘文华出面，邀请晋江、南安边界24个乡的联保主任在南安深坑召开抗日联席会议，成立“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这支群众性抗日武装曾发展到2000多人抢。福州各县党组织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为后来的沿海武装抗日打下基础。

1941年4月，19日凌晨，日军在飞机、军舰掩护下，发动了攻占闽江口沿岸的福州战役。20日先后占领长乐、连江、福清各县城；21日晨，福建省会福州沦陷。当时，国民党驻军虽有兵力3万人，但平日疏于防备和训练，战时指挥不力，士气涣散，以致日军登陆时拥兵自乱，一溃千里。团结御侮,共同抗日，成为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首要任务。闽中党组织在前期打下的基础上组建了6支抗日队伍，即福（清）长（乐）抗日游击队、福（清）平（潭）沿海抗日游击队第八中队、福（清）平（潭）沿海抗日游击第三大队、平潭大富民众自卫团和连江下洋抗日游击队、连江闽海人民抗日游击队。福州沦陷次日，省委即派黄国璋为闽南军事特派员，从上饶赶赴闽中，部署沿海抗日武装斗争。5月中旬，闽南特委决定由特委委员陈亨源负责，将福长平地区几支抗日游击队，通过时任长乐国民兵团团长刘润世，编入国民兵团所辖的“长乐县游击总队”，取得“合法”番号，对内称呼“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刘润世，副总队长由抗日民主人士林宝荣（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担任，下设三个大队；加上各方抗日后备队整编队伍，兵力达1000多人，成为一支党秘密领导下的具有公开合法地位的抗日武装。9月，省委派王助率省委自卫武装主力开赴闽中沿海抗日，途经建阳、顺昌交界，遭土匪袭击，王助中弹身亡，部队被迫撤回。

福长平沿海武装抗日积少成多，取得战果。4月19日，日军从长乐首祉寨下滩登陆之际，受刘润世培养的国民兵团首祉乡队副陈俊盛和当地水警分队长程文龙，率队及壮丁百余人赶往鹿山踞险阻敌，毙敌9名。战至午时，弹尽援绝，程文龙及29名抗日壮士不幸阵亡。陈俊盛杀身成仁，饮弹自尽。5月，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陈金来率第八中队在五岭、桂巷岭等地袭击从福清县城下乡“扫荡”的日军，击毙击伤数人，逼使日军不敢轻易出城作恶。日军策动伪军王克部从海口登陆窜犯长乐七社一带，实行“扫荡”。在此集训的福长抗日游击大队，在敌必经之路设伏袭击，伪军逃窜三溪。陈亨源先令七八十名游击队员赶往三溪岭寺截击，再火速到江田发动千余民众持枪械从背后包抄杀敌，击溃伪军，生俘伪参谋长邱玉霖等5名汉奸，极大鼓舞了沿海军民抗日信心。

“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最大的战果是成功进行了三溪伏击战和琅尾港伏击战。7月中旬，日军出动200多兵力，沿古槐大道对长乐三溪、江田一带进行第二次“扫荡”。游击总队决定以第三大队为主力，埋伏在三溪后山树林中袭击来敌。日军行至村外田埂时，游击队依托村沿矮墙，用机枪猛射。敌陷水田无法展开，以骑炮和重机枪还击，激战约一小时，向江田方向逃遁。游击队估计日军会在江田宿营，一面挑选精壮50名，趁夜潜至南山村玄帝寺；一面通知江田、屿头、古槐、沙京各乡抗日后备队断敌回城后路。次日拂晓，游击队占据有利山头，与日军交战，逼其撤向县城。这时，各乡抗日后备队纷纷出动，沿途民众敲锣击鼓，持刀携械，袭扰溃逃之敌。从此，驻长乐县日军龟缩城内，不敢轻举妄动。日军两次“扫荡”失败后，在玉田蕉岭北麓挖掘壕沟，架设铁丝网，形成封锁线。8月4日工事竣工，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田中岛中佐率部100多人分乘两艘汽艇前往视察。游击总队得到情报，立即挑选48名熟悉地形的军事骨干组成“敢死队”，在刘润世、陈亨源、陈金来指挥下，由林宝荣率领预先埋伏在琅尾港南岸小冬埔的桔林里。傍晚，经此回营前老巢的日军汽艇刚进入伏击圈，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敢死队员用步枪、机枪猛烈射击，趁势冲出桔林，几十颗手榴弹炸得敌艇搁浅。日军纷纷落水，陷于河泥，无法自拔，被敢死队全歼。此役，击毙日酋田中岛司令以下官兵42人，影响远播海内外，得到中共华中局和国民党省政府的嘉奖，在福建抗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9月3日，日军从长乐县城撤退，游击总队从东南两路直插县城，抓获维持会汉奸头目，迅速光复了长乐县城。

 连江的抗日游击队联手作战，6月初，在鹿池兰峰岭截击准备投靠浦口汉奸队的一股海匪；7月19日，又攻占长龙黄土坪、观音亭，狠狠打击了塔头和琅岐的汉奸队伍。8月，游击队在山岗村，伏击了到长龙、下洋一带“扫荡”的日伪军，击毙了日军驻连江最高指挥官原田大佐以下官兵6人。同月，游击队出动130多人，协同国民党驻军，在“千人饮”设伏，击溃前来“扫荡”的日伪军，歼敌16名，缴获一批武器。随后，游击队又乘胜袭击了琅岐、浦口陈氏宗祠伪军驻地，并不断打击小股日伪军，逼使其龟缩在县城和浦口、东湖等据点。9月3日，游击队配合当地驻军，光复了连江县城。

福州沿海沦陷之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剿共最猛烈之际。在撤退“红”干部时，莆田县委、闽南特委根据华东局关于“红”干部撤退方向的指示精神，通过宗亲关系，有组织地先后将280余名军事骨干和暴露身份的游击队员经华中局批准秘密隐蔽到“福建和平救国军”伪军内部，形成了闽中海上游击队。他们风餐露宿，在海上飘泊四年，虽身在伪军，却心系抗日，采取“以日打伪”、“以伪打伪”、“以伪打顽”等方法，打击日伪军，截取日、顽、特海上运输物资，支援陆地党的活动和抗日斗争。伪军张逸舟部火并南竿塘林义和部队时，编在第一中队的游击队员个个奋勇作战，歼灭了林义和部的伪军。这样既沉重打击了伪军，又使游击队有了更大的立足资本。海上游击队在鸬鹚岛附近截击了伪军陈其华部负责押运的一艘军统货轮，截获一批物资运送到陆地变卖。通过这些行动，但使伪、特之间矛盾激化，不久伪军陈其华部被军统部队肢解。海上游击队还以伪军面目拦截奸商货轮，缴获700担大米；智截日军汽油船一艘，将船上300多桶汽油卸入海面，经沿海基点村群众打捞到内地变卖，所得款项如数上缴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们以伪军的身份，两次袭击了顽军前下盐场的盐警队，合计缴获步枪60支、机枪一挺、手榴弹数百枚，武装了陆上抗日反顽游击队。

（三）隐蔽精干，反顽自卫，保持南方“战略支点”

保持“战略支点”，是中共中央赋予基本地区党组织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战略任务。通过隐蔽精干和反顽自卫，达到武装抗日的最终目标，是南方党组织共同经历的风雨之路。但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厉打击下，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南委和中共浙江省委等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东南国统区仅有中共福建省委及其所辖的党组织和基本地区得以完整保存，并发展壮大。福建省委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就历史发展脉络而言，这期间三次重大策略调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靠山驻扎”转向“武装退却”。 闽北、闽东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后，省委提出了“宁驻山头，不驻福州”的口号，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把省委机关(前身为闽浙赣特委机关)设到闽北老苏区崇安县村头村，新四军第五团崇安留守处不设在县城，也随设于毗邻的长涧源村。二是闽东特委随自卫武装在老苏区活动，闽中工委转移到莆(田)仙(游)永(泰)老游击区。三是充分利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合法地位，领导福州工委和闽江沿线城市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巩固农村基本地区，省委在恢复巩固当地党组织的同时，抓紧开展了对农村基层保甲长的统战工作。到1939年下半年，一批党员以“白皮红心”的方式担任保甲长，与各地党组织“建立统战关系的联保主任有23人，保长有150人左右”，党组织秘密控制了基本地区的局势。在此基础上，省委在闽北开展了反退佃、减租减息的群众性合法斗争，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在闽中开展了反饥饿、求生存的群众性请愿斗争，改善民生，稳固基本地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顽固派的反共态势，在1939年7月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党代会上，省委提出“号召全党准备斗争，应付突然事变”的口号，决定扩建自卫武装作为群众合法斗争的后盾，以应付“突然事变”；在1940年11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方针的精神，结合当地斗争实际，认为，在国共合作尚未公开破裂和军事上敌强我弱的历史背景下，不宜发动公开的游击战争，而应坚决执行“隐蔽精干”方针。会议决定调整斗争策略，实行“武装退却”，即“实行武装的组织的隐蔽精干政策”，开展反顽自卫斗争。在“武装退却”策略思想的指导下，省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是及时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撤至闽北南平，并改设南平留守处；陆续撤退永安、福州等地抗日救亡团体的“红”干部到省委机关；城市党组织全部停止活动，党员之间实行严格的单线联系。二是省委与所辖的各块基本地区之间建立起秘密的联络站和地下交通线，由特派员、政治交通员负责上下沟通；基本地区的党组织做到机关精干，组织纯洁。三是开辟农村新的工作区域和据点，作为对付顽固派军事进攻时，党的机关和自卫武装转移隐蔽的机动地区。四是自卫武装分散隐蔽，避免出击，并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群众合法斗争。五是省委机关转移到人迹罕至的禄村洋山头，并创办省委“武夷干校”，对党员干部骨干进行轮训，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和党性、革命气节教育。正是由于省委对反顽自卫斗争策略调整及时适当，措施得力，为此后长达三年的反对顽固派大规模军事围攻的自卫斗争赢得了主动权。

从分散“游击”转向隐蔽“躲击 ”。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国民政府中央军委和蒋介石急电密令下，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把反共的矛头直指福建北部。2月初，“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设立到闽北的建阳，由福建第三区(建阳)专员陈世鸿任总指挥官，调集闽保6团、闽保7团、赣保1团及当地驻军、民团，重点对崇安县境内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和闽东北的建(瓯)松(溪)政(和)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攻。在崇安基本地区，省委领导了群众性合法斗争，掩护自卫武装游击，顽军进攻伊始，发动群众打着“欢迎保七团上前线抗日”的标语，进行“劳军”活动，转移其视线；顽军压境之际，再组织群众“哭诉队”，阻止其纵深；顽军进村之后，群众则以“逃山”形式有组织地撤到闽赣边界大山，断绝其粮草。省委机关则秘密地沿武夷山麓转移到江西上饶的金竹排村，继续领导反顽自卫斗争。但在建松政地区，自卫武装先是与顽军正面交战，继而建松政特委领导人在大敌当前却做出了“埋枪分散隐蔽”的决定，导致该地区“群龙无首”，失去自卫武装支柱，基本地区遭到很大破坏。福建省委机关转移到建阳县境内，在牛栏前村召开省委扩大会，总结第一次反国顽军事围攻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建松政特委“埋枪分散”，导致基本地区蒙受巨大损失的错误做法；肯定了崇安分散“游击”中以群众合法斗争掩护自卫武装隐蔽的斗争经验。会议“鉴于没有武装会受损失”，“过于公开的武装斗争容易招致敌人围剿”的斗争特点，决定把分散“游击”的自卫斗争策略调整为隐蔽“躲击”，即是“决定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转变为以秘密工作为主的斗争形式，武装则藏起来进行掩蔽秘密工作，需要自卫时再拿出来”。1942年4月上饶沦陷后，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指挥机构迁到闽北。随后两年间，国民党军队对闽北又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围攻。尤其是1943年4月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披甲，担任绥靖总指挥，调集第40师、41师、44师各一部为外线；闽保六团、七团、八团，赣保二团和浙保三团为内线，总计投入20个团兵力，重点进攻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驻地建阳太阳山和建松政地区。面临数百倍于我的顽军进攻，省委在隐蔽“躲击”策略的指导下，以群众合法斗争掩护自卫武装隐蔽；又以自卫武装活动为后盾保护群众的利益。合法斗争和武装自卫斗争灵活结合运用的基本斗争形式，成为反顽自卫斗争中保存基本地区，取得反军事围攻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从“扎根闽北”转向“转移闽中”。 福建省委机关长期扎根在闽北基本地区，随着反顽自卫斗争形势的变化，闽北已成为国民党三战区顽固派重点打击的目标。顽军的三次大规模军事围攻，使闽北基本地区的群众遭受到兵祸血灾的浩劫，如若不及时地转移，其处境将更加恶化。从1943年9月至翌年3月，省委机关人员和自卫武装分批转移到了闽中。省委机关先后设在永泰青溪、德化坂里、永泰官烈、长乐南阳、闽侯兔耳山、南屿十八重溪等地。省委机关和省委工作的重心从“扎根闽北”到“转移闽中”，是一个策略性的重大调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缓解了闽北的局势，使闽江流域以北的基本地区得以保存和发展，并开辟出南古瓯、南顺瓯、闽浙边等新区。 第二，沟通了与华中局及福建省委所辖各块基本地区的联系。省委机关迁到闽中后，省委提出了打通路线的任务。首先打通了闽南特委(由闽中工委改称)所辖的各块基本地区之间的联系；接着，建立了闽中与闽北、闽东、闽西北、闽浙边各块基本地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1944年3月，省委政治交通员从海路北上，与中断了两年的华中局接上联系，开创出反顽自卫斗争的新局面。第三，筹措经费，打破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地自卫武装以灰色面目出现，先后在莆田县涵江、古田县境、闽清县九都等地，巧袭智取国民党军钞车、盐驿站，缴获总价值600余万元的现钞、黄金；隐蔽在伪军内的闽中海上游击队通过截获日军汽油船物资，运到内地变买成现金。几次重大筹款行动，使省委渡过了经济难关。第四，便于就近直接领导沿海地区群众性抗日游击斗争。1944年9月，福州第二次沦陷，省委领导闽中的党组织与长乐南阳一带36乡爱国进步人士建立了广泛的统战关系，在福(清)长(乐)平(潭)地区与国民党长乐县抗日游击总队、江田乡公所、福清县江镜乡自卫队等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省委自卫武装主力和闽中武装合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闽中司令部”，以此番号张贴标语，号召各阶层人士团结抗敌。由于日军进占福州地区时间短暂，党领导的闽海抗日游击还是在连江、罗源海面取得了一些战果。第五，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加强党和自卫武装的思想建设。省委机关迁移之前，在建阳太阳山举办的省委“武夷干校”第五期学习班，由于顽固派军事进攻而被迫中断。省委机关迁到闽中后，省委于1944年1月集中了省委机关和闽江以南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干部，在永泰县青溪村省委机关驻地开展整风学习和党性教育；5月，又在德化县坂里村省委机关驻地对武装骨干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开展了反特务斗争的思想教育，严密组织，加强统战工作，防范特务破坏，稳固了基本地区。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重温闽浙赣边区党组织8年的抗战历程，心潮澎湃。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福建的共产党人团结全省人民奋起抵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用斗争和牺牲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必胜信念；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的抗战精神，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作出重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八年抗战的历史，倍感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弥足珍贵。我们一定要铭记70年前中华民族这一段刀光血影的沉痛历史，时刻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抗战精神，同心同德、鞠躬尽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目标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