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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日寇闻枪丧胆的人——忆父亲，抗日老游击队员神枪手何振芳

日期：2015/8/31        来源：网上来稿        点击数：

记的小时候，人们议论抗战时说，日军个个都有 武士道精神，不怕死，凶狠极了。父亲却在一边冷不丁地冒一话：“日军也没什么可怕的，我打他们一枪，他们都吓跑了”。 父亲不善言辞，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看父亲长相不凶狠，怎么可能一枪把鬼子吓跑了？以为他开玩笑哄我们，没太在意。后来，有几位居住台湾的老乡托人专程来看望父亲时，对我说：“你爸真不简单，抗战时他救了好多人的生命和财产”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详细听父亲和老乡回忆那段抗日往事——

一枪断旗退群寇

大概在194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福清县龙田镇东营村绅士余敷瓒，在家办婚事，家中聚来一些亲朋好友。正在喜庆之时，海面上一个亮点正向该村靠近，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这是一艘日军舰艇正载着约一个排的鬼子从福清海口徐徐而来，正准备在该村北江登陆。这令百姓十分恐慌，怕喜事办不成要办丧事。大家立即商议对策，有人主张马上通知全体老百姓躲避，有人建议等他们上岸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再作对策，有人坚持立即组织现有的力量全面出击日寇，大家议论纷纷。经过全面综合考虑各种方案的利与弊，又鉴于当时抗日力量薄弱，战地服务队（当地三青团抗日组织）支队长余乃坤、大队长余敷瓒等决定采取二步方案。第一步，不让日军上岸进村，井水不犯河水，把喜事办完，免得大家扫兴；第二步，如果无法阻止日军上岸进村，就只能与他们决以死战，但村民来不及转移，生命和财产会受到重大损失（因福清海口还有日军大部队）。他们先实施第一步方案，但必须由一位狙击手来完成——当年20多岁的何振芳（我父亲），是受中共闽中地委何胥陶直接派遣担任战地服务中队长。他在少年时就和祖父学修枪、造枪和打枪，并以打鸟为生。对天上的飞鸟常常能举枪落雁，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他接受任务后，立即在海边寻找一个既接近敌方又隐蔽的狙击点，勇敢、从容地端着一支三八大盖步枪，瞄准随海潮摇摆不定的日舰上的旗杆-----“喀”一声枪响，日军的膏药旗随即断落。顿时，日军“叽叽哇哇”地乱成一团。这是正义的警告！这是准确的一枪，明示有高人在此！侵略者如敢贸然进犯，就有来无归。过了一阵，鬼子好象经过一番讨论决策----未敢上岸，也未放一枪发一炮就调头回去了。

这一枪折旗退群寇的举动，使百姓的恐慌逐渐消退，更增添了当晚的喜事气氛，婚礼继续进行。而神枪手也成为婚礼的重要人物，乡亲们你一句我一杯围着他，灌得他醉走S步。

火烧日船镇海匪

不久，大概也在福清龙田与海口一带沿海附近，一艘日军货轮在海边搁浅。国民党当地负责人还是采取有限防御方针，要求不要主动打死日军怕报复，只能吓唬或驱赶日军离开就行。按照这个命令，父亲在陆地负责阻击不让日寇上岸，其他抗日队员潜水到日军货船上，日军人少又怕站在明处会当靶子，躲进船舱里。抗日队员到船上后也不敢随意下船舱，因为这时日军在暗处。所以抗日队员就把甲板出口封死不让鬼子出来。这时已涨潮了，他们调好方向舵，点燃浇在甲板上的煤油，同时开足发动机马力跳下船，让日军货船燃着火自行驶向大海。

当地人流传何振芳的枪法：要打你左眼就不会打右眼。当时农村娱乐少，父亲居然敢让一位叫余敷善(龙田镇东营村人)的小孩举着手掌靠在门柱上当活靶，射击小孩的手指缝----表演枪法给群众观看。因枪法好，他为一些商船做过押船保镖。海匪要打劫前，一般会派线人到码头摸底谁是商船的保镖，如果是何振芳，一般的海匪会放弃打劫。但他还是遇到过一次海匪打劫商船，经过激烈的枪战，海匪没有占到便宜，只好退去。

1941年,他跟随哥哥何世雄率领的部分革命队伍攻打国民党福清上迳盐务站，在回师江阴岛休整时因麻痹大意，被当时颇有势力的海匪翁孟光部带着兵舰包围，抢去部分物质抓走人。当时，父亲凭胆气和好枪法挺身而出与海匪头目翁孟光交涉，救出被扣押的郭其达等3位革命同志。

满门志士同抗日

解放前，我祖父何承务、伯父何世雄（何大妹）、叔父何秋金、婶婶薛桂英和父亲等5位亲人都参加了当地抗日革命活动。且, 枪法都很好。祖父更是神枪，据说有时向背后开枪也会击中目标。我家是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祖父和父亲既会修枪又会医术。所以还要负责抗日游击队的枪械修理和伤病员医治。地下党领导经常在我家里住，如：陈宝泉（原福州水利局长）、念长金（原福清县高山区长）、陈其林（原连城县武装部长）、陈家官(听说曾在北京某机关工作)等。父亲用船经商（为党组织筹集经费）时还曾掩护过许多革命同志，如：何显欠妹、何修华、何孝忠、何孝瑞等同志。

当时抗战条件艰苦，父亲和大家想尽办法提高抗日组织战斗力。如用气枪练习射击时，为节省铅弹，用小铁钉捆一根短线当气枪子弹来打靶；还从莆田南日岛附近的海上，冒险捞起大水雷拆除引信，取出里面的炸药来自制武器。祖父在自制武器时被炸伤，为止痛曾用过鸦片。结果上瘾，一度导致家中稍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卖光。最后，父亲只好把祖父硬捆起来戒毒。

1944年11月18日（不知是公历还是农历）凌晨，国民党保安团围剿在福清江镜太山寺的中共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事先,父亲在福清龙田镇东营村探到情报，连夜赶回江镜太山寺支队部报告，使抗日队伍及时撤离免遭重大损失。

兄弟遇害急复仇

1942年伯、叔二人为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深入匪部做策反工作时被不幸杀害。父亲花了很大的努力去寻找俩兄弟下落，最后也只见到一条船上留着一摊血，还有一只狗不肯离弃在汪汪叫，却不见尸体，情景十分悲惨！为了报仇，父亲也深入匪巢，但差点被杀死，只穿着一条短裤逃回家。后来，经多方打听寻找到凶手家时，凶手已逃跑，只有其妻子和孩子在家。随行的同志劝父亲把其母子都杀了报仇，但父亲善良没有滥杀无辜。后来听说凶手被其他人杀了，其家人正在办丧事。父亲赶去，见凶手的尸体装入棺木还未下葬，父亲忍不住仇恨举枪向棺木开枪，也算是为亲人报了仇。

台湾刑场获救

1947年台湾“二.二八”暴动期间，父亲驾船去台湾基隆市。其中船上有十几名进步学生和革命同志。因不知船上混有奸细，部分进步学生讲话不注意暴露了身份。上岸后，父亲和许多人被捕，并受到严刑拷打(被打断二根肋骨)。但他意志坚定没有背叛。基隆警察局监察长（党部书记）方事亭，决定把父亲押到刑场枪毙。此时，幸好有人及时赶到刑场救下了父亲。原来，父亲认识一位姓郑的老乡是警察局的科长(福清渔溪人)，父亲把藏在身上的金戒子私下送给他，请他想办法解救。这时，刚好警察局长郭绍文从外地回来，这位老乡警察就向郭局长求救，郭局长马上派人到刑场命令暂停枪决，押回重审。姓郑的老乡警察悄悄用家乡话对父亲说：“再审问你时，你还要坚持不是共产党，是做生意的，这样就可能没事。”父亲被继续关押、审问了十多天才被放出。当时国民党对二.二八暴动的镇压很残酷，基隆市很多地方散发着抛尸的臭味。后来，听说这位解救父亲的台湾基隆市警察局长郭绍文（浙江人），其实也是地下革命者，因解救父亲暴露了身份撤回大陆。

父亲是个普通人，也有很多缺点。解放前，由于长期在外参加革命活动和谋生的需要，很少回家，还在外面爱上了另外一位女人，并生了孩子。1952年父亲被冤判“特务罪”时，这位女人却不怕受牵连，带着孩子去监牢探望父亲，还让父亲认孩子。父亲说：“不敢这样，我背着‘特务罪’ 正在坐牢，会连累你们的。”这位女人哀求道：“可怜这孩子吧，他不能没有父亲！”以后,她终身未婚,做一份很辛苦的工作自己养家糊口，默默承受一切，从来没有打扰过我们家人。此事我母亲一直都不知道。

父亲在最后一次回忆抗战时说，他（包括何胥陶、何本魁、何本河等一批革命者）从来没有怕过日寇。因为很多福清人世世代代就在大风大浪中搏斗生存，天不怕地不怕。倒是日寇遇上悍勇的“福清哥”真有些害怕，只因当时国弱民穷武器差，虽有好枪法（也会武术）也不能放开打-----悲哀啊！

何振芳简历：生于1921年，曾用名：何春木、何家振。福建福清市江镜镇酒店村人，从1941年开始参加中共闽中地委何胥陶（1945年牺牲，地委级烈士）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解放后回乡从事渔业生产；1952年8月被福清县法庭冤判 “特务罪”三年到永安监狱服刑；1955年8月福建永安大洲后机砖厂当机修工，改造安装成功全省第一条较先进的机砖生产线，使其开始正常生产，多次评为先进生产者，1959年出席过永安县工交系统群英大会接受表彰；1960年4月福建永安县农械厂（内燃机配件厂）当钳工； 1982年7月退休于福建永安县内燃机配件厂，同年8月，其“特务罪”被平反(30年整)；退休后，他还担任过多家工业企业高级技术顾问，为永安工业建设做了贡献；1987年4月福清县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五老”荣誉证书，2003年12月过逝，享年82岁。

笔者：福建省永安市经济贸易局原党委书记---何修文

2015年8月29日

说明:

文中人物----余乃坤、余敷瓒：均系福清龙田镇东营村人，民国时期当地绅士，分别任过国民党参议员、龙田镇长。解放后移居台湾。

余敷霖：余敷瓒胞弟，解放后曾任福建沙县农业局高级农业师、政协沙县委员会第三、四届常委，他对本文前面部分内容作了书面证明。

以上文字，多数根据何振芳历史档案，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他生前和其他人的记忆口述，由笔者整理出。由于时间比较久远，可能难免有一些内容与当时实际会有少许出入，请见谅。